甲骨名家
 
国际甲骨文团体
 


天津甲骨学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暨天津市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鲁鑫、李岩
 
    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110周年和庆祝天津市国学研究会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1月28日,由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暨天津市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高层学术论坛在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召开,来自国内其他省市的甲骨学专家和天津学者及国学爱好者150余人齐聚一堂,就甲骨学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殷墟甲骨文发现110周年。天津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地之一,天津学者王襄先生编著了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也发源于天津。结合此形势,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成立甲骨学专业委员会并召开此次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甲骨学研究发展,弘扬天津国学传统文化。
    本次会议会期一天,上午的会议由天津市国学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赵伯雄教授主持。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李家祥教授首先致辞,介绍了天津甲骨学研究的概况及本次学术论坛的意义,并正式宣布天津市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随后,著名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作了题为《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报告。著名甲骨学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宇信先生作了重点补充发言,并对最近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成开馆予以了高度评价。与会听众还就“清华简”《保训》篇中的“中”字问题、甲骨文书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甲骨文合集》中伪篇问题、夏商周历法与“三证”问题及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事情与两位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气氛热烈,现场效果较好。
    下午的学术研讨由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甲骨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朱彦民教授主持。与会的专家学者结合报告和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近年来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新视野、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建国六十年来津门文字学研究以及天津博物馆甲骨文入藏材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王宇信先生做总结发言。
    在主题报告中李学勤先生认为可将将整部甲骨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始于1899年甲骨文被学术界发现,止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开始的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前。李先生指出,在这一时期内,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与研究者们在甲骨文材料的著录,甲骨文字的考释,甲骨文出土地点的确认,甲骨文字典的编纂,以及以甲骨文为史料研究殷商古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第二时期以1928年10月史语所在殷墟遗址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为起点,截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甲骨学界而言,这一时期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莫过于1928年至1937年间史语所对殷墟遗址所作的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李先生结合自己对于非王卜辞时代认识的发展路径指出,考古发掘对于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李先生还介绍了这一时期甲骨学史上的几部重要著作,如董作宾先生于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堪称甲骨学史上“凿破浑沌”之作,而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著作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甲骨学界在甲骨文著录以及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等方面的最高水平。以上诸位先贤的著述至今仍是甲骨文研究者们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第三时期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至今。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甲骨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发掘甲骨文的不断出土,如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第二,甲骨文材料的集中、整理和公布,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出版。《甲骨文合集》所编录的虽非新资料,但是由于印刷数量少,普通人很难阅读到,也不知哪里去找。《合集》的出版打破了这一局面,此后又陆续出版的其他甲骨文资料工具书,对于甲骨文的查阅、利用和研究及甲骨文的普及和深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不断深入。第四,西周甲骨的发现为甲骨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五,甲骨学研究论著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前两个时期。第六,随着国外学术界甲骨文研究者人数的不断增加,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最后,李学勤先生对于甲骨学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展望。首先是在文字考释方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五千余个,已释出者不到两千。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甲骨文研究的不断深入,释字方面的工作仍是大有可为的。但是“道不远人”,古人造甲骨文目的是方便交流和生活,其义不会太古奥,不应把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化。其次是对甲骨占卜本身的研究亟待加强,这主要指对在使用甲骨进行占卜期间举行的一系列的典礼和仪式的复原研究工作。李先生指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已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对照甲骨实物,就此问题做过很好的探讨,如沈启无等的《龟卜通考》等。近些年来,甲骨新材料不断涌现,为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重点发言阶段,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天津市博物馆顾问云希正指出天津博物馆的甲骨文藏品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文字篇幅长、史料价值高的精品较多。其中不少藏片上的内容都是甲骨文研究者频繁征引和热烈讨论的对象。第二,天博的甲骨文藏品大多数是甲骨文发现初期出现并流传至今的传世品。其中一部分还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王襄、孟定生先生的旧藏,因此这部分藏品对于甲骨文发现史以及早期甲骨学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云希正先生还谈到,由于天博所藏甲骨文的来源很不统一,有些是收藏者直接捐献给博物馆,有些则是由文化局等相关部门调拨。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藏品的流传经过已无可稽考了。这对于博物馆方面以旧藏者或捐献者为线索进行主题布展的计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阻力。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原主任杨升南研究员认为对于资料匮乏的先秦史研究而言,甲骨文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已不言而喻,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商代王室十分迷信“天”,行事前往往都要占卜,因此,商代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行为或政策都可以在已发掘的甲骨文中发现比较详尽的资料,其性质可类比于后代的帝王实录,而其丰富性、可靠性更胜于以往看似丰富的周代已有文献。同时杨升南先生回顾了他参与《甲骨文合集》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两书编纂工作的经历。编辑如此大规模的资料性书籍是泽被学界、功德无量的壮举,而且《甲骨文合集》工作组的成员们在为《合集》、《释文》编纂付出巨大劳动的同时,坚持科研工作,并且都各有所成。葛英会先生认为在创作甲骨文书法时,有些字在现有可识的甲骨文中找不到,以致在一些甲骨文作品中出现了造字现象。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中,如果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时,不妨采用 “通假”和 “借代”来解决,即用甲骨文中的初文借代,或用其异体,或用音同、音近或义同、义近的字互相借代。此外还可采用同源字的借代方法。如果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中,通过“借代”、“通假”等方法均找不能解决问题,可采用“借替”的办法,即借用其它古文字替代甲骨文中没有的字,但应首先考虑借用靠近殷商末期的西周金文,因西周金文和商末的甲骨文构形相近,另外还可采用的方法就是从其他古文字中借用了。如果在古籀中确实找不到可借用的字,也可以从小篆中稍稍借用一些。不过,在一篇甲骨文作品中,借用的字不可太多,如果整篇都是借用字,那就不能称之为甲骨文书法作品了。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借用来的字进行“甲骨文化”处理,即采用借用字的结构,以甲骨文笔意书写,使其书写风格与甲骨文相一致。有的甲骨文书法作品里出现了一些有甲骨文符号但未曾考释出的字,这些字仅凭主观臆断就将其当作某字来使用,使外人无法识认,这样也容易造成谬种流传。总之,在创作甲骨文书法作品时,书者必须养成一种严谨的风气,这样才有利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健康地发展。
    在自由发言阶段江苏省甲骨文学会《甲骨天地》执行主编、南京甲骨文学会副会长陈爱民认为“甲骨”材料是原生型甲骨文书法赖以表现的物质载体,甲骨特殊的质地和形状是形成原生型甲骨文书法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以书写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现代书法创作而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沿袭三千多年前的物质载体——甲骨。在物质载体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如何在保持甲骨文那种带有强烈“甲骨味”的艺术特征前提下,实现甲骨文书法由“原生型”向“演生型”的成功转换,是甲骨文书法进入现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历史赋予20世纪以来人们的崇高使命。陈先生还介绍了其近20年来搜集甲骨文书法史料及研究的近况,说明尽可能全面地拥有史料对于甲骨文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朱彦民先生依据所掌握的史料证明天津篆刻名家王雪民先生应该是以甲骨文入印第一人,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篆刻的研究。安阳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雪山和安阳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郭胜强认为对于甲骨文研究中一些议而不决又无关大局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争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解决甲骨学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争取把甲骨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湖南省甲骨文学会会长、长沙市甲骨文学会会长谢兆岗谈到其在甲骨文书法实践中,因感觉甲骨文的“刀笔”意味不太适合以毛笔展现在纸质载体上,所以在保留甲骨文字构型的前提下,使用金文的圆转笔法进行书写,而这种革新欲得到更多的书法界同行的认可还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天津甲骨学者任秉鉴先生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向天津篆刻名家王雪民先生学习书法、篆刻的经历。王雪民先生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王襄先生的胞弟,同时也是一位书法篆刻名家。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王雪民先生成为实践甲骨文篆刻艺术的第一人。任先生亲炙其教,所以感触颇多。结合自己学习甲骨文的经历,任先生认为甲骨文知识的普及也要从娃娃抓起,全社会有责任共同推动这项工作的进步,并且社会上也不缺乏热爱甲骨文的群众基础,关键是要增加更多的渠道和机会使甲骨文被大家所了解。同时,创新甲骨文的普及方法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甲骨文书法不失为普及甲骨文知识的一条有效途径。任先生还谈到,受冯时先生利用古彝文考释山东丁公陶文的启发,他也将甲骨文同古彝文作了比较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这种利用民族古文字考释甲骨文的方法应该引起更多古文字研究者的注意。
    最后,王宇信先生做总结发言时指出,关于谁是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问题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王襄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提到,甲骨文最早发现于1899年。王懿荣在发现并购藏甲骨文后不久便壮烈殉国,没有来得及对其收藏的甲骨作更多的研究和探讨。王襄先生则在甲骨文著录、甲骨文字典的编纂以及甲骨文考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才是甲骨学界应该充分继承和大力弘扬的内容。应当整合甲骨文研究的力量,更好的促进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关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创作的问题。王宇信先生用“入帖”与“出帖”的关系形容了创作者最初临习甲骨原片以及最后如何摆脱甲骨原片束缚的过程。王先生认为,甲骨文是历史遗存,而甲骨文书法是艺术创作。因此,对甲骨文作艺术化的处理,在甲骨文书法实践中应该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此次论坛对甲骨学研究的切入点多,不仅从历史学,还从艺术学、文字学等角度整合研究,体现了甲骨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进步。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更好更快地推动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此次论坛对甲骨学研究的切入点多,不仅从历史学,还从艺术学、文字学等角度整合研究,体现了甲骨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进步。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更好更快地推动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甲骨学高层学术论坛现场
李学勤先生(右)、王宇信先生(左)在交谈
甲骨学高层学术论坛现场
朱彦民先生(右)主持、陈爱民先生(左)发言
与会代表参观天津杨柳青时合影
与会代表参观天津市博物馆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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