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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当前我国甲骨文书法队伍的现状出发，提出一要把甲骨文写对，二要把行楷书写好的建议，以切实打好基础，推动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甲骨文书法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连续几年都有全国乃至国际性的甲骨文书法和篆刻的大展，各省市的群众性的书法组织纷纷成立，涉足于甲骨文书法艺术的人数逐年增多。每次展会群众参展的积极性都很高，送展作品非常踊跃。
从近年来几次大展来看，虽然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全国的甲骨文书法水平，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现象。这些现象虽然在历次的全国或国际研讨会上都曾论及，但随着参与甲骨文书法创作的人数逐年增加，“先天不足”现象，不但没有消失，相反倒有愈加泛滥之势。这种现象如不能得到重视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势必要影响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关于甲骨文书法应当具备的基础，专家们多有论述。如严一萍先生在他的《甲骨学》的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中指出：
“……是必深于甲骨之学，精制‘小学’之功，富有文学才华，书法修养，方能臻于上乘。”
王宇信先生在他的《甲骨学通论》一书中，也专门拿出一章（第十六章）的篇幅来讨论《甲骨文和甲骨书法》，他用极其简练和通俗的语言，阐明了汉字的发展历史和汉字书法的历史，提出对甲骨书法“准备”和“求精”两个层次的要求。
在“准备”的阶段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具有一定的甲骨学知识和扎实的“临帖”训练。这与严先生提出的“深于甲骨之学，精制‘小学’之功，富有文学才华，书法修养”是一致的。
本文不打算就上述诸方面全面展开讨论，只想就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把甲骨文字写对，二是要把行楷书写好。只有打好这两方面最基本的基础，才谈得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一、 要把甲骨文字写对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一种特殊艺术。有些外国人把中国书法称之为“线条的艺术”，这是不全面的。光有线条，不成文字，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是文字内容和书写技巧高度统一的一种特殊艺术。因此，真草隶篆不论哪一种字体的书法，首先要把这种字体的汉字写对，然后才谈得上艺术上的升华。
在当今的书坛上，写错别字的现象屡屡发生。即使在通行的行楷书中，也不乏其例。至于古文字书法，由于人们对这些字体比较生疏，书写者大多不是文字学家，甚至有些人对古文字的知识知之不多，因此，在古文字书法（特别是甲骨文书法）作品中，写错字的现象尤为严重。
早在20年前，著名甲骨学家陈炜湛教授就曾撰文《请正确书写古文字—向书法家进一言》（见《书法》1988年第五期），指出当时书法界在古文字（尤以甲骨文为甚）书写中存在的三大错误倾向：一、不循规矩，以意为之；二、沿袭误说，以讹传讹；三、滥用通假，杜撰字形。
20年过去了，陈先生指出的三大弊端，可以说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翻开当今市面上出版的任何一本书法家的个人甲骨文书法作品集或××甲骨文大展的入选作品集，就会发现，上述三种错误俯拾即是。2007年在山东烟台举办的“甲骨文国际书法大展”，征稿时主办单位曾强调要规范用字，指定以《甲古文字典》和《甲骨文字诂林》为准。即使这样，只要对该大展出版的《甲骨文国际书法大展选粹》稍作仔细的考查，便可发现陈炜湛先生所指出的那三类错误无一缺席。所以，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大声疾呼：“要把甲骨文写对”！
其实，陈先生所指出的那三点，其一、二两点是属于识字的问题。即甲骨文中本来就有的字被认错或写错了。第三点则属于用字问题，即甲骨文中并无此字而用了别的字代替或作者自己“造”了个字来顶替。这是一个需要专题讨论的问题，本文在此不打算涉及。
“把甲骨文写对”，指的是要求甲骨文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把甲骨文中那些已被专家考释出来的已识字写正确，不要写错。当然，所谓甲骨文的已识字，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是已经被公认的“确识字”，有的是“形”和“义”基本已取得共识，但究竟与后世的哪个字相对应，还存在不同意见。还有一些则只是个别人的考释，属“一家之言”，既未被公认，也未被彻底否定。对于这些字，书法家可以从一家之言，只要把字形写对，都不应算写错字。
那么，我们所强调的要“把甲骨文写对”，指的是哪些情况呢？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1、 有些书家或书法爱好者，在识读甲骨文时，忽视了对甲骨文字构形原理的学习和研究，对构成该字的各个部件或元素没有理解，靠死记硬背的办法来记，甚至连原拓本或摹本也没有涉猎，仅仅对照别人所写的的字形来学习。这就难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比如（兄）、（祝）、（见）、（望）、（闻）等字都是由“人”（或立或跪）和口、目（或平或竖）、耳等器官所组成，这些器官与人是一个整体，有人称之为“独体象形字”，写这些字的时候，决不可将器官与人相分离，否则就是错字。“闻”字的“耳”部，到了西周金文时才与主体分离开，写甲骨文却不允许分离。而另外有些从“人”（或卩）的字如（邑）、（令）等，其“人”部与别的部件却是不可相连的，写的时候必须使之分离，否则也是错字。因为它们不是“独体象形字”，而是“会意字”。
2、 有些人片面理解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文字，其偏旁部件的位置往往不定，便随心所欲的任意改造甲骨文的字形，以致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比如“中”字，甲骨文可以写作、、或，被风吹起的飘带总是朝向同一方向，有些人不明构字的理据，为求变化写成。又如甲骨文的“多”字，是用两块肉来会意，可以写成或，甚至（此形尚有不同意见），不论那种，其方向总是一致的。有一位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多写成了，这就不能不令人遗憾。还有“好”字，从女，从子会意，子和女孰左孰右无别，如或，但是“女”部必须面向“子”，不能背向“子”，但偏偏有人写成了，这就成了错字。笔者还曾看到另一位著名甲骨文书法家将“邑”字写成了，其错误之一是将上部的方框误写成了“口”字，而为了取势，将下部的“卩”又偏向了右侧，这就很容易与“叩”字相混。在上述例子中涉及了两位著名书法家，这一方面说明了犯这类错误的普遍性，同时更应当看到这些名家写错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严重得多。
3、 工具书本身存在一些缺欠，书家又缺乏辨别能力，造成以讹传讹。目前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工具书，或多或少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包括此次大展指定的作为用字标准的《甲骨文字诂林》和《甲骨文字典》，都是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一方面受当时研究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编纂者都是群体，出现一些错讹在所难免。这些有影响的工具书问世后，即有专家写过一些评述和校勘的文章，只不过一般书家不太注意或没有看到。至于一些一般的工具书，专家很少评述，其中的瑕疵也就不为人所注意。由工具书引出的错误，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⑴ 工具书本身收入了错误的字形。比如甲骨文中有一字，其简体为，过去一直误释为“龙”字，《甲骨文编》便收入在“龙”字中。此字上世纪80年代初即被专家确释为“”（luǒ）字。 “”字尾向内卷，“龙”字尾向外翻，区别分明。《甲骨文字典》却在“龙”字字头下孱入了该字的简体。又如“如”字，从女，从口，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作或，而“讯”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从反缚双手跪跽之人（《诂林》释“奴”，也有人释“卂”），从口，作或，二者粗看相似，细审之，区别至为明显，以跪跽之人的屈膝做参照，“如”字所从之“女”双手交叉在胸前，而“讯”字所从之“奴”（“卂”）双手反缚在背后，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李孝定便指出了二者的区别。可是《甲骨文字典》“如”字下收入了“讯”的字形，“讯”字下也收入了“如”的字形。书写者如果缺乏古文字学的知识，必然写了错字而不自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工具书在成书时所收的字，在当时不能算错字，但出版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其中有些字形的释读产生了异议。比如现有的工具书都把和同时收在“见”的字头下，后经研究发现释“见”不妥，张桂光认为是“望”的异体，裘锡圭则认为应释“视”，至今虽无定论，但此字不应释“见”似乎已成定论。因此，书家写“见”字时，应当避免使用这个字形。又如07年李守奎先生在评介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的文章（《说文解字》文本研究的重大突破）中指出“《甲骨文编》老字头下收了个像头上带了大帽子、躯体佝偻颇类老者的形体（按：即），以往学界将其释为老字，并将其作为老字资料使用，其实从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使用以及构形来看，将其释为老字十分可疑。“考正”在考正许慎对老字说解之误时，没有取用这个材料，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考正”当日的抉择是正确的，这个所谓的老字其实是瞽字”。 显然书家在写“老”字时也以避开使用它为宜。
⑵ 使用工具书时，由于对隶定字的错误理解造成了错误。甲骨文中有一个字，是一种类似手铐的刑具，为“執”、“圉”、“報”等所从，隶定做“幸”，读niè，与幸福的幸字是两个字。《说文》中幸福的幸字从夭，从屰，与“幸”并不同形，后来在发展过程中讹变混同。有人不知，误用充当幸福的幸字。甲骨文中还有一个（或作），徐中舒释“贵”，认为是“隤”的初文，于省吾释“墾”，因为该字从又（手），从土，所以隶定为“圣”。圣的古音读kū。这个字恰恰与现行聖的简化字同形，于是有人便用它作“聖”，这就不免贻笑大方。像这种隶定字与后来的简化字（非同一个字）巧合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权”、“胶”、“宪”、“关”（朕、送所从）等等，过去的字书没有拼音检索，从隶定字的角度看，不能算错，使用者若用错，责任与编者无关。现在新出的一些字书，加上了拼音检索，完全以简化字的读音编排，这就把读者引向了错道，使用这样的书要特别小心。
综上所述，要真正做到“把甲骨文写对”，仅仅依靠手头有一本权威的工具书，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甲骨文书法家都是古文字学家。但至少应该做到不但知道所用甲骨文字的写法，还要知道其构字原理，这样才不至于把笔画写错。同时还要密切注意学术界的最新动向，要广泛涉猎有关古文字学方面的最新著作，及时吸收在甲骨文考释方面的最新成果，随时甄别和剔除工具书中误收的错字。甲骨文的异体字较多，有些不常见的比较冷僻的字形，尽可能少用，这样做并不会降低书法水平，却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二、 要把行楷书写好
学习甲骨文书法，要有书法基础，要临习甲骨拓片，这一点多数人没有异议。但要不要打好行楷书的基础，似乎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甚至主张学书要先学篆。
2006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会上赵诚先生发表了题为《启功书学思想探索》的论文（见《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文中谈到启功先生将现在所能见到的书体，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之为“习见的书体”，包括篆、隶、真、行、草。第二类称之为“少见的书体”，指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第三类称之为“新见的书体”，主要指简帛书和中山王铜器等新发现的书体。“对于这三类书体，启先生认为，无论是研究，或是书写，都应该分别对待，如果是书写，先宜练好真书和行书。这是基础的基础。打好基础之后，才进一步练篆书、隶书和草书，这仍然是基础。总而言之，第一类书体均属于基础类型，故可称之为基础类书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真书和行书。”……“有了第一类书体的基础，再选择练第二类或第三类的某一书体就方便得多。容庚、于省吾、马国权等先生皆分别表示赞同。容庚先生在肯定这是一个通达有得的观念之后，特别强调他就是如此指导他的学生，如马国权、孙稚雏、陈初生、陈永正、张桂光等等均如此。启先生还表示，如果没有第一类书体作为基础，仅练第二类或第三类的某一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一开始就练第二类或第三类的某一体，练得不理想，又回过头来练第一类的书体，很可能事倍功半。于省吾先生听后连连鼓掌，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启功先生是当代书法大师，容老和于老都是享有盛誉的古文字学家和古文字书法大家。赵诚先生所引述的这一段启功先生与容庚、于省吾诸先生的交谈，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值得很好的思考与理解的。对于古文字书法爱好者来说，无异于度世金箴。
对于甲骨文书者来说，练好行楷书，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一幅作品的释文和款识，能与正文相得益彰，交辉成趣，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这还不是练好行楷书的根本理由。要害是没有行楷书的基础，学任何一种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笔者近十年来在教学中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真、行书体，是汉字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国书法技法发展到最完善的阶段。不论用笔的执使转用，墨色的枯润浓淡，还是结构的黄金锦律，体势的欹正开合，抑或章法的统一和谐，气韵的生动流畅，都有完美的经典，可资借鉴。掌握这些规律，不仅使真、行书体的书法艺术还在发展升华，用于其他书体，也必然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果。
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书法，与古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本来就不是同一品类。而是将古人的契刻书法艺术，移植升华为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笔墨书法艺术。既要体现契刻书法的特质，又要充分展现丰富的笔墨趣味。
几年来，在我接触的学员当中，其行、楷书法的基础各不相同。基础较差者，在临习甲骨文时，基本上是依模脱墼，照样描画，与其说是临写，不如说是描模。写出来的字笔画僵硬，宛若枯枝，自己也觉得“不活”。而那些行、楷书法基础较好的，一出手便与前者不同，不但笔画确实是“写”出来的，行笔有徐有疾，有提有按，自然墨色也就有浓淡枯润的变化，结构也比较合理，笔画之间穿插呼应，生动和谐。根据这种情况，我总是要求有一定基础者，不要间断行楷书的练习，原来基础弱的，更要注重行楷书的学习，凡是这样做了的，不论行楷书还是甲骨文都进步比较快。基于这一事实，我们研究室决定除定期进行甲骨文书法的研讨之外，还准备在内部举办行楷书的研讨与展览。
行楷书是书法基础的基础，水平的高低也总是相对的。我们说首先要学好行楷书，然后再学习其他书体，决不是说只有已经是今文字书法家的人，才可以学习古文字书法。特别是对中老年的古文字书法爱好者来说，岁月不允许机械地用“串行的”方式“先行楷，后甲骨文”来安排时间。特别是已经开始学习甲骨文的朋友，我们只能呼吁大家真正理解和认识行楷书的重要性，在学习甲骨文的同时，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行楷书的练习。实践将会证明，这样不但不会影响甲骨文的提高，相反会更快的提高甲骨文书法的艺术水平。
我们相信，只要广大甲骨文书法爱好者，真正认识到夯实基础的重要性，人人从我做起，把甲骨文写对，把行楷书写好，我国的甲骨文书法定会更健康，更迅速的发展。
200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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