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1940年出生于平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9年任研究员，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王宇信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甲骨学与殷商史，主要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两周甲骨探讨》、《甲骨学通论》等等，参加编辑《甲骨文合集》（12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担任《甲骨文合集释文》总审校，主编《甲骨学100年》等。

　　■记者手记

　　王宇信的家被书占据了一大半，最醒目的是他参与其中的《甲骨文全编》、《甲骨文合集补编》等大部头。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他一直坚持认为，学术只有贴近大众才有活力，比如，自己研究殷商文化得到了河南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身为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他至今仍为殷商文化的研究而奔走。

　　王宇信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别无二致。当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时，只有选择“第二志愿”。在他身上，作家的梦想难以实现之后，才开始了甲骨文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甲骨文和殷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可以使他感到“不后悔”。但是，从个人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说，国家和社会应当为个人职业选择和事业追求创造良好的条件——幸好，这个问题今天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

　　王宇信一直强调他做的是过渡阶段的工作，自己属于过渡阶段的学人，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是如此。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与基础工作的牢固和扎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一个坚持者的信念和品格：选定一个方向，然后往前走。

　　参观周口店，报考考古学

　　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北京什刹海上的，在平谷上完了小学和初中。上小学的地方是一座孔庙，环境特别好，有牌楼、大殿，松柏森森。

　　有一个老先生与我祖父很熟，对学生也特别好，有的学生穷，他就让学生到他家住，晚上还管饭。冬天不管多冷，他都陪着我们上晚自习。有一天晚上，我在自习的时候与同学打闹。结果，老先生拿起扫地的扫把往桌子上一拍，命令我站起来，说“你从北京来，应该好好念书。你这样玩，对得起你爷爷吗？”然后，罚我站了一晚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调皮了，读书也很用心，成绩一直相当好。

　　1957年初中毕业后，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上技校，可以不花钱读；一个是上高中，可以考大学，但要花钱。我因为一心做着作家梦，想上中文系，所以就到良乡上了高中（那时平谷没有高中）。我在良乡上高中时数理化都不错，但是对文学特别偏爱，就想着当作家。学校的诗歌朗诵会、写校史、办黑板报等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了。我看了很多小说，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来得比较晚，像《青春之歌》我就是在良乡镇的新华书店站着看完的。

　　良乡中学离周口店猿人遗址比较近，学校拉练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猿人纪念馆和考古遗址，就觉得考古学家不简单。正好这一年该考大学了，我很想考中文系或新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一看招生简章，上面说文学是党的文学，是螺丝钉，要紧跟党的政治需要，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我就觉得政治上要求太严格了，正好北京大学成立的历史系考古专业招生，我就觉得做考古学家还不错，何况文史不分家嘛。于是就报考了考古专业，结果还真考上了。

　　我到学校以后，才觉得考古学与原来想的并不一样，有些课与历史系一起上，但是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专业课就是中国猿人头盖骨，门齿多高多长，颧骨多高多矮，脑量大小等等。当时的老师中，教授只有苏秉琦，余伟超、邹衡、严文明、高明等人都是讲师。其中，我与邹衡、高明两位先生关系很好。

　　考古队被当成“文工队”

　　五年大学有两次实习。三年级以后叫生产实习，一般由老师带着，与工人一起实践。

　　1962年9月去了河南安阳，住在大司空村。村里几乎每家的房子都有一个小碉堡，这是解放前农民盗文物发财以后为保护自己而修建的。解放初，当地政府镇压过几个盗宝太多的人，从那以后，当地就没有人敢盗墓了。即使在“文革”后盗墓之风再起的时候，当地也很少有人重操旧业。但是，他们挖墓的手艺倒没有荒废，好多考古工作队的技工都出生于“盗墓世家”，他们判断地层和其他经验有时候比我们都强。

　　我们的工作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概括，“考古考古，挖墓掘土”。考古实习主要是学会辨别地层、现象判断和基本的发掘方法，接着是拼对陶片，然后画图照相和编写简报。那个时候，考古不被社会所了解，工作条件也很差。记得1963年毕业实习时我们拉着架子车，上面载着我们的行李、工具去河南巩县实习，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现在的文物研究所）被简称为“河南文工队”，老百姓一看箱子上有“文工队”的字样，以为是演出来了。他们问我们：“考古考啥？”我们说：“找陶片”。他们就说：“找瓦碴啊，瓦碴可多了。”生产实习基本结束后是考古调查。这个工作我们是在安阳大寒村做的。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挖掘大寒村遗址，四五个人挖了两个探方，由于这个遗址比较复杂，结果把地层给做乱了。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发掘回来后，我们一起做陶片整理，这时老师对我们几个同学很担心，怕报告阶段再出什么意外。不过这回我们几个可认真了，加上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发掘简报写得很好，出乎老师意料。五年级的时候，我与另外两个同学在邹衡先生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

　　在大学里，与我一样想当作家的同学还有不少，很多人曾闹过换专业。直到生产实习以后，才逐渐转变态度。这时，我放弃了当作家的梦，也不想搞文学创作了。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其中不少人都是著名考古专家，大家谈起一度的作家梦，不禁哈哈大笑。

　　郭沫若支持下，编写《甲骨文合集》

　　1964年毕业以后，各大院校开始招研究生。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商史专业是胡厚宣教授招生，经过考试合格后，我就去那里了。到历史研究所之后，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没上多少专业课。

　　当时，康生提出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踩一脚牛屎才最干净”，把知识分子都赶下乡，特别是大学毕业生都得到农村去。我1964年年底就跟着全所到山东搞“四清”去了。完了以后留下劳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回来。

　　这时开始大批判，我们所批判吴晗、翦伯赞，我们几个年轻人就给那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人准备资料。顾颉刚先生当时一个月工资是340元，受批判初期仍包三轮到所里上班。有一次，一些小学生拿西红柿砸他，后来他还在日记里记了，觉得不可理解。我们的老所长尹达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负责《红旗》杂志，所里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都已经写好了，但尹达因为在所里搞“镇压”群众受批判，被中央文革轰了出来，文章才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现在看来，真是万幸。

　　1969年，我去“五七”干校劳动，因为年轻力壮，在那里我什么活都干，180斤的大麻袋，我扛上就走。1971年底，就回北京开始陆续恢复工作。当时，郭沫若还是副总理，胡厚宣先生给他写了几封信，说1959年开始搞的《甲骨文合集》应该接着做，所里有几个学生和助手，应该参加这个工作。郭沫若表示支持。从1972年起，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历史所当时只有一批人在做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所里其他的人都在家里闲着，在家里搞“逗（孩子）、劈（猪头）、改（家具）”。一开始军宣队不让我们搞《甲骨文合集》，书不借，稿纸不发，搞运动的时候我们还得去。直到郭沫若干预后，此事才由“地下”工作走到地上，真正“合法”。

　　这个时期也发生过一场争论：是边整理边研究还是先整理出材料再研究？有人认为边整理边研究耽误工作，不应该。几个新加入的人写了一封信，要边整理边研究。后来核心组向郭沫若汇报情况时谈到了这些，郭发话说，还是边整理边研究好，研究能提高整理水平，整理能加强研究工作。1977年安阳殷墟妇好墓被发现了，郭沫若认为是第二期的东西。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她死在武丁时期，比郭老认为的稍早一些，给他寄去，郭老给我们回了信。1978年，我们请他看过一篇文章，他用铅笔给我们回信不久就去世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关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做甲骨文释文，获益匪浅

　　在《甲骨文合集》出版的过程中，大家都积累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写了一些东西，出了一批成果。《甲骨文合集》问世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甲骨学研究热潮。无论从著作的篇数，还是从研究的人员，或者从研究质量来说，比以前都要深入、全面得多。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给予了很高评价，李一邙说这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最大成果。

　　《甲骨文合集》出了以后，胡厚宣先生开始动员大家做释文。因为这个合集都是一片一片的，搞甲骨文的人能明白，但其他学科的人也要使用，这就要做释文。《甲骨文合集》总共13本，一个人做一本释文，我做的是第10本。二年以后，需要进行总审校。这个工作让我负责。因为这时开始评职称，大家都在家里写文章，而做这个工作等于就是奉献，只得我和杨升南先生两个人做，做了两年零8个月。胡厚宣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我们俩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才让他定夺。

　　做这个工作可没有任何补助和报酬，工作条件也很恶劣。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两人也获益匪浅，杨升南先生写了一本《商代经济史》，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我写了一本《甲骨学通论》。1999年是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从1994年开始，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先后做了三个大项目。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我们又搞了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到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大会的时候，世界上有影响的甲骨学家都来了。

　　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只不过就是“过渡”阶段的学人，既比不上王国维、郭沫若这样的大家，在起点上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他们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攀登。(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