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甲骨文艺术网学术顾问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葛英会教授
　
一
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关于文字如何产生的普遍流行的说法。半个世纪以前，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又说：“文字本于图画”。在此，唐兰先生强调了原始文字与原始图画的联系与区别，认为“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1 文字与图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十分接近，所以有人认为书(文字)与画是同源的。但两者分属于不同范畴，图画是以艺术形象认识世界，原始文字则是通过图象来记事或传递信息。
文字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发明的。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曾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2 从历史的角度把文字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1981年，汪宁先生发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原始文字的发明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认为“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曾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正是人们在长期使用原始记事方法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与智慧，才引导出文字的发明。”该文引述了大量的文献、民族志与考古资料，把原始记事方法归纳为物件记事、符号记事与图画记事三类，认为引导文字发明的是三种原始记事方法，而不仅仅是图画记事。3 文章把文字的发明与各民族曾广泛使用的原始记事方法相联系，将文字起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
文字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字的起源应从社会发展即历史过程中予以追寻。
据目前已知的各类资料，各种原始记事方法最普遍、最大量的是用于记数，如以牛头骨或以草茎、树枝、石子、种子以及用结绳、折竹、契木、图画等方法记事的，其中主要部分是有关物品的数量，另一部是有关历日与事项的数目。这些记事方法，一则可以帮助人们记数，一则可以用以计算。
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使用不普遍的后进民族，在家族或家庭之间的相互交换、馈赠、借贷与各种社会活动中，品物与事项数量的记忆与计算是不可或缺的事情，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原始记事方法曾在各民族中广泛使用的事实证明，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累积的结果。
在原始时代后期，伴随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氏族公有制日渐没落，氏族成员之间的财产差异开始出现，以赢利为目的商品交易与以掠夺为目的的部族战争亦随之而来，因而关系财富数计的手段便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与各种数目相关的品物名称，也成为人们记忆各种数量不相混淆的关键。当久已使用的原始记事方法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数字与名物字的创制便是水到渠成了。

三
见于古代史籍与考古资料中，原始记事方法也大都是用于记、计各种品物的数目，在后世的数字与相关名物字的形义中，也保留下不少原始记事的痕迹。

1．数字与结绳记事。《易系辞》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认为在上古时代曾存在结绳治事的史实，而且把结绳与书契（文字）联系起来。《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明确记载了若干结绳而治的上古部族，即认为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原始时代曾广为流行。汉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之法作了这样的说解：“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则对郑注做了进一步诠释，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此中的所谓事即郑、李二氏所说的誓约之事，是誓约双方各执结绳以备考覆。而结绳的方式则是“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即以绳结的多少表示品物的数量。
在中国古文字资料中，凡构形与结绳相关的，或为数字，或与数字相关联，亦可反证原始结绳之法，其功能在于记数。金文的十、二十、三十写作 ，汪宁生以为“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之绳，甲骨文由于刻划不便，把中间象绳结之点省略了，成为，致使原意不显。”4这是一种十分新颖而极富创见的说法。郭沫若先生以为数字起于手，因而据一些金文十字写作“ ”者，认为十乃是掌的象形。5丁山、于省吾先生则据甲文、金文一与十字的形态，认为是“纵一为 ”，十字的缘起仅仅在于避免二者相混同。6金文十作肥笔写为 者，不过“取笔意之美”，是商末周初金文流行的风尚，它与甲文“ ”，金文“ ”，小有差异而已。郭老仅据十字一时的特殊书体，认为十为一掌的象形，是不足据的。丁、于二氏把十看作一字的纵书，这种说法只能适用于甲文一与 的诠释，而无助于金文一仍作一、而十则变而为、 的说解。而甲骨文 、 、 、金文 、 这些合书的二十、三十、四十，纵笔的一端皆弯曲相连，可证“纵一为十”之说不能成立。我们认为，在上述数字形义的诠释上，汪宁生先生“象结绳之形”的说法较为近是。甲骨文有直字，作“ ”7，为目上加一纵笔，与甲骨文十字相同。西周金文德字从彳、从直8，目上的纵笔作 、 、 诸形，也与金文十字相同。甲、金文直字的构形，学者或以为古省字，或以为古相字，于形义的说解均与字形相悖。省、相二字皆见于甲、金文字，与直字的区别至为鲜明。9《说文》释直字的构形为“从十、目、 ”，乃以小篆为据而谬于直字的原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直，从目上一竖，会以目视悬测得直立之意”，10说解较为贴切。此所谓悬，《甲骨文字典》解为“以绳悬锤”。《诗·大雅·绵》“其绳则直”传云：“言不失绳直也。”近时有人把《绵》诗的这句话读作“其绳测直”，于诗义也很贴近。我以为直字本意乃是以目视绳而测取直线，《说文》古文直字作，为上直、下木，则是视绳测度木材的直曲。今时木作目视绳墨在木材上测取直线即其遗制。由此亦可知甲骨文直字目上一竖为绳之形，可证甲、金文十字乃结绳的象形。
在古文字资料中，还有一些与结绳有关的会意字，汪文已举出 、赎二字，以金文赎字“象眼睛注视结绳，从事交易，从贝以示其意。”以金文 字“象双手持结绳以进，表示嫁女陪送随从，要先送代表人数之结绳。”11形义说解可谓允当。周金文中这类字还可以举出一些，如 、 、 、 、遗、送、奉12等。前四字与汪文所举 字，皆可用为媵，意为送，即嫁女的陪送。其字的核心是 (或加装饰笔画作 )，金文 字有省作 者是其证。诸字应以 为音义，增人、舟、贝、皿诸义符为会意兼形声，意符不同，但均为送女之物，故诸字字义全同。
上述文字说明，中国古代确有结绳记数和记事，正是这种原始记事方法，才导引出上举文字的产生。于省吾先生说：“人类之进化，由结绳记事演进为数字记事，至今蛮夷犹有上古结绳之遗制。然则初有文字，当以纪数为发轫，纪数字可谓为初文中之原始字。”

2．数字与筹策记事
用筹计数古时称作筹算，在古代中国曾广为流行。《汉书·五行志》云：“筹所以记数”，是说筹为记数的工具。《仪礼·乡射礼》“箭筹八十”，注：“筹，算也”，此算当读为筭，古时筹亦称筭。《说文》：“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段注云：“筭为算之器，算为筭之用，二字音同而义别”。古时筹与策连称并用，是筹也可称策。《史记·袁盎传》：“使人问筹策。”《说文》竹部策字条段注云：“计谋曰筹策者，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
有一定规格的计数筹策不可能是它的原初的形态，它应当是由拈草、折竹或拾取树枝等原始记事方法发展而来。《方言》曰：“木细枝……燕之北鄙朝鲜冽水之间谓之策”，细树枝在古代也称之为策。《周礼·筮人》注：“问曰噬”，《曲礼》：“龟为卜，策为噬”，可知筹策在古代亦可以蓍草为之。蓍草为策，也是用来推计数目的。《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神策，于是迎日推策。”注云：“策，神蓍也。黄帝得蓍因以推算历数”。《离骚》王注：“藑茅，灵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付以卜曰篿。”此卜当为筮，是说楚人筮占不仅以灵草为策，而且折竹为策。
古人筮占以为阴阳之爻，是以筹策数计而求其奇偶之数，奇为阳，偶为阴。据近年湖北多处出土的简策文字，战国楚人筮占时仍是以草茎为筹策。所及灵草的名字有多种，如大英、保蓍、茖丹、长苇等，另有名丞命或新丞命者，或为草类，或为竹类，也用作筹策。战国中山王壶铭中有策字，写作 13，从斤、竹、片会意。亦可证其时的筹策、简策或是以刀斧削制竹片而为之。周金文有筮字，作。14这个字中间部分是巫字，唐兰先生说：“巫字古作 ，本也是算筹交加的形状。”以竹表示筹为竹筹，从双手即表示布卦。由此，我们推想，筹筭之筭也应与筮字相类似。所从的弄字，甲骨文作，是双手操筹之形，而不是《说文》所说的“从 玉”，筭应为布筹运算之意。
《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我们已知筹策既为计数的工具，又是演卦的工具，计数与演卦之间原本就有着天然的联系。那么庖牺氏的时代是否已有八卦，演卦是否采用筹策，迄今没有资料予以确认。在商周甲骨、金文中，已有相当丰富的以数字记录的卦象，如揲蓍以求奇偶那样，亦是以奇数为阳爻，以偶数为阴爻。有纵列三个数字组成的经卦，也有纵列六个数字组成的别卦。战国楚简筮占文字中亦多有两列六个数字组成的本卦与之卦。唐兰先生曾这样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阴阳爻的横线)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使它们不是文字，也常被认为是文字所取材的一种形象。可是，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算筹(卜算子)来布成爻(古文作，即象三爻)，古文“学”也就像两手布爻的形状。”唐兰先生写这段话时，学术界尚未究明甲、金文字中以数字组成的卦象的性质，他将三个五字( )组成的乾卦，认为是古文爻字，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但把八卦的起源看作是“用算筹来布成爻”的看法却是非常深刻。现在我们既知这些卦象为数字写成，因此，可以说数字的形成也与算筹布成的爻有关。甲骨文、金文卦象所用的数字只有一十八，不用 ，大概是因为一二三 这四个数字上下相迭则难以准确区分的缘故。数字一至四是一系，为积画，五至八是一系，为错画，都由直线组成，这种直线，我们推测就是筹策的象形。一，就是一支筹策，二就是两支筹策，、 就是三支、四支筹策相迭加， 、 、八则是两支筹策相对位置的变换，是积画方法的变通方式，或由布筹成爻形成的。
郭沫若先生认为数字起于手，但手只能用于计算，不能用为帮助记忆的各种品物的替代物，人们很难首先由手引起数的概念。数，原本隐含在各类、各种品物本身。数字概念萌发之初，人类大概是以品物自身来数计的。五只牛就是五只具体的牛，五这个数还没有抽绎出来成为抽象的符号。甲骨，记牛数称“牛，若干牛”，记人数称“人，若干人”，这种以牛、人作为记录牛、人数目量词的语例，就是这种史实在语言文字中的遗迹。抽象的数字应是在长期的以替代物件记、计品物数目的过程中抽绎出来的。抽象的概念，是由具体的、在长期使用原始记事方法中选取的、记、计数目的替代物件上实现的，抽象的概念是以具体的事物为依托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的象形文字。在我国，数字这些具有抽象意义的字，就是在结绳、筹策等记事方法中创制出来的。当然，结绳、筹策并不等于数字，它们之间还存在中间环节。目前，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还很缺乏。但是，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尝试、选择出来的原始记事方法，到原始文字的发明，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把文字称为书契，许慎《说文》认为“书”就是写在竹帛上的文字。他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即“书”包括文与字，其产生的顺序，是文在前，字在后，字是由文孳乳而成的。关于契，汉人“书两札，刻其侧”，“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16是指分成左右两半，侧旁同刻可以比合齿形的券契。书契的契，唐兰先生认为是“在竹木上刻条痕来记数目”，“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契”，但认为契“并不是文字”。17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记录了在甘肃西宁县的仰韶期遗址里发现的骨筹，有的在侧旁刻有缺齿，有的在正面刻有条痕符号，安特生曾疑心这些符号可能是原始文字。我认为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这些条痕不仅是用作记数目的，而且它本身就应当是原初的数字。如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些刻痕也应是记计数目的筹策的形象。这些刻在筹策上的条痕符号已经脱离了原始的物件记事方法，它与它取象的筹策虽然具有同样的记数功用，但一个是实物，一个是象征符号，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3．名物与物件记事
前述筹策记事是物件记事的一种，但它所代表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作为替代物件帮助记忆其它品物。这类记事方法，替代物件与所记品物只有数量的关系，在意义上却没有关联。人类最早采用的记数手段，不可能一下子就脱离开所记品物的自身，采用与意义没有联系的替代物件。从考古资料分析，最早出现的记数方法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截取品物的一部分代表品物自身，一是以仿像的泥塑物代表各种品物。这两种助记物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意义上与所记品物都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中，曾多处发现仿像的陶质小器具、小禽兽，如尊、杯、鸡、犬等。最突出的地点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这类泥塑制品为数甚巨。1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泥塑非用作随葬品，即不可能是冥器。其制作粗糙，大多仅具轮廊，说明又并非艺术品。我们推测这些小型泥塑品，极可能是用于记数的筹码。另外，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里，多次发现的被学术界公认的象征财富的猪头，应当就是以品物一部分助记该类品物的记事方法。甲骨文取象头部的牛羊( )二字，似乎并非是造字时截取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形成的象形字，而应是留取头骨当作记事物件的一种遗痕。在殷墟甲骨文中，
记录牛的数目，除上述“牛，若干牛”的语例外，还有一种形式，是把数字与象征牛角的笔画交迭在一起，一牛作一 ，二牛作 ，我怀疑古人曾经把数字刻在用于记事的牛头的角上。这样就把数字与名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古文字资料中有聝字，是以人耳记忆杀敌数目的记事方法的遗痕。《说文》：“聝，军战割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聝。”《诗大雅》传曰：“聝，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诗鲁颂》有“在泮献聝”句，周钟鼎关乎战争的铭文亦多见“献聝”19的记载。即以左耳代表杀敌的数目。其字《说文》以为“从耳或声”，是形声字。《虢季子白盘》作“ ”，从爪戈会意，义为以戈割手，与割耳者意义相同。这说明，以品物一部分助记品物自身的原始记事，确曾在我国古代流行过。
借助仿像物或以品物之一部分作为助记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会不断显露出自身的局限，如在助记大量品物的情况下，这些记事方法便会使人不胜其繁。从而，以随手可得的物件作替代物的助记手段便应运而生。在古代中国曾广为流行的结绳记事、筹策记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数字从长期使用的脱离记忆对象的替代物件导引出来以后，一种脱离所记物名的量词也逐渐萌发出来。如数字直接脱胎于原始记事物件一样，量词也不可能是向壁虚构的，它也跟赖以记数的替代物件息息相关。在先秦文献中量词个、枚已广泛使用，枚、支已见于出土文字资料。《书·大禹谟》“枚卜功臣”注：“一一卜之也。”这里的枚字与个的意义相同。《仪礼·大射礼》“搢三个挟一个”，《乡射礼》“每一个释一算”，这里的个的意思与枚相同，一个指矢一枚。量词个、枚二字，皆起自竹、木筹策。《说文》：“ 个，半竹也。”竹,甲骨文作 ，周金文作 ，是竹枝的象形。《说文》所谓半竹，应是指竹字的一半，而不是半根竹子。《周礼·秋官》有“衔枚氏掌司嚣”，这种枚是行军将士横街于口以防喧嚣的一种小竹棍，其状如箸(筷子)。《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此筮占之枚无疑就是筹策。《说文》把枚字解为“从木、会意”，字义又为干。又解 “从又卜声”，义为“小击也”。如此“枚为木、 会意”则不可解。支，甲骨文作 或 ，本象以手执持枝条形，“小击”之义应由此引伸。因此，枚字“从木会意”，或是折取树木枝条之意。《仪礼》的《大射》、《乡射》《特性》诸篇郑注皆云：“个，犹枚也”。我以为个为竹枝之形，枚为手执树枝之形。故《释名》云：“竹为个，木为枚。”另外，支与个、枚的意义也十分接近。《说文》“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半竹即个字，支为以手执持之。支古文作 ，是以手折取竹枝之意，与“去竹之枝”相同。如此，则支、枚两字的本意也很贴近。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三个用途广泛的量词也是由竹木筹策记数、记事导引出来的。由此，我们联想到，更为原始的以品物自身作助记物的记事方法，在后世文字中也留有痕迹。如隻隻字，在甲骨文中是“从又隹会意”的字，象以手持鸟，义为获。后世用为记录禽类数目的量词，一只为隻，二只为双，也应与原始记事方法有关。在字形结构上，隻字与支、及枚字所从的均出自相同的构字法，都象以手执持某种物件，以用作记数记事的手段。再有，后世记录牲畜数目称头，也应与以牛、羊、猪等畜类的头骨做助记物的原始习俗有关。

四
原始文字起于原始记事方法，原始记事方法首先用作助记品物的数目及名称，那么，原始的文字必然由数字及某些品物名字开始。数字由替代的助记物件而起，量词则由所记品物的名称或助记物产生，初为品物自名，如甲骨文的牛、羊、犬、豕等，后因替代助记物件而起，如个、支、枚。而头字是牛羊等名物的变称，牛、羊字本是牛、羊的头。隻字是捕获之事的变称，抓获一只鸟称一隻。《周礼》中的《乡射礼》、《大射礼》有释获的仪节。射者释获，司射释算。射手每射获一只(即隻)鸟兽为一获（甲骨文作隻)；司射则以一算(筹)记其数目。获(即隻)也称 个 ，则以射中鸟兽的箭计数，一只箭称一个 。在古代仪礼中，也隐含着若干原始记事的痕迹。
数字，在学术界被看作是“指事字”，是“记号字”，然究其本原，仍然是出于象形。一个抽象的概念，寄寓在一个具象的事物之中。原始数字一经创立，“依类象形”的基本法则便开始生成，孳乳而寖多”的中国文字便是从数字的发明开始起步的。

来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