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与甲骨文发掘

南京甲骨文学会副会长  陈来源

1899年,自王懿荣发现并收藏甲骨文,刘鹗著《铁云藏龟》以来，到1928年中央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商龟甲文字经历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30年中，小屯村近乎被疯狂的掠夺式挖掘，对殷墟甲骨及其它文物都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大量的甲骨被卖往国外，使甲骨的储量损失很大。有学者多次呼吁，应由政府出面组织，正式对殷墟进行发掘，不要再让文物外流，不要再让甲骨遭到破坏。

（一）成立史语所

在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呼吁下，1928年10月，民国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由著名学者傅斯年任所长。并聘请了留美归国不久的年青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博士李济先生出任史语所主任，主持殷墟发掘事宜。

当年8月，史语所派考古组通讯员，秋被聘为编辑员的董作宾到安阳小屯村调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况。意想不到的是，殷墟甲骨文的新时期就此揭开了序幕。

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受命来到安阳，经拜访少年时老同学张尚德先生（张是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了解了许多关于甲骨文出土的情况。董作宾到街镇上古董店问及老板有关甲骨文的出土地及最近出土情况时，古董商们都是笑而不答，摇头不谈。一连数家，皆是如此，不肯告知实情。

8月14日，董作宾请他的好朋友徐静轩做向导，去小屯村实地察访。经过对小屯村的察访、了解、调查的结论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私掘盗卖以尽。”殷墟还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而“退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中央研究院接到董作宾的调查报告后，也认为“如不由政府收其余地，别采文学以外之知识，恐以后损失更大矣。”于是决定由史语所负责，正式对小屯村殷墟进行发掘。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作好了充分地准备。1928年10月7日，殷墟发掘正式开始，由此拉开了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重大实践的灿烂乐章。

（二）开展科学有序的发掘工作

第一次正式发掘，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与河南省派出的张锡晋、郭宝钧以及聘请的李春昱、赵芝庭、王湘等人同时来到安阳，住在离小屯村较近的洹上村的彰德高级中学校园中。

10月12日，董作宾、郭宝钧、王湘等数人全部来到小屯村，先到村长张学献家，商量招工开工事宜。工人当天招齐，共廿一人，大都是小屯村的村民。当时，县政府也派委员一人，警察二人和人民自卫军官员十一人来小屯村协助工作，保护安全。至此，小屯村发掘正式拉开帷幕。

从1928年10月13日至1929年12月12日，共发掘了三次。

第一次发掘，董作宾为主持人，负责发掘的全面工作，参加者张锡晋、郭宝钧、王湘、李春昱、赵芝庭等。收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共计854片。第二次发掘，收获字甲55片、字骨685片，共计740片。第三次发掘，收获字甲2050片、字骨962片，共计甲骨3012片。著名的“大龟四版”即是这次发现的。第二、第三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工作人员有董作宾、董光忠、王庆昌、王湘、斐文中等人参加。

第四次发掘，于1931年2月21日进行至5月12日结束，发掘团仍由考古组主任李济主持，董作宾、王湘等人辅助，还有梁思永、郭宝钧、吴金鼎、刘屿霞、李光宇、周学英等人。同时，河南省政府还派来了罗振玉的学生关百益以及许敬参、马元材、谷重轮、冯进贤等协助工作。河南大学也送来了实习生刘耀、石璋如。这样，共计有工作人员16人，每天雇用民工一百名左右。第四次发掘共收获字甲751片、字骨31片，共计782片。其中又有一鹿头刻辞出土。

第五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成员有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王湘以及河南省政府代表马元材、安阳县教育局李英百、郝升霖、河南大学实习生刘耀、石璋如、清华大学实习生张善共十一人。又雇用民工四十人。11月7日至12月19日共工作了43天，收获字甲275片、字骨106片，总计381片，其中包括一版牛肋骨刻辞。

第六次发掘，从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共工作61天，考古组由李济主持，董作宾、吴金鼎、刘耀、石璋如、王湘、李光宇、周学英共七人参加，雇用民工六十人。遗址、遗迹方面收获很大。甲骨只发现一片牛肩胛骨。

第七次发掘，从1932年10月19日至12月15日共58天，由董作宾主持，参加人员有马元材、李光宇、石璋如等，雇用民工六十人。发掘收获字甲23片、字骨6片，总计甲骨29片。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古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片白陶残片上，发现了一个用毛笔墨书的“祀”字。说明毛笔的使用，并非秦代蒙括的发明，而早在商代时期即已出现了。

董作宾先生主持、参加了殷墟小屯村第一至第七次发掘工作。

第八次发掘，从1933年10月20日至12月25日，共工作67天，由郭宝钧主持，石璋如、刘耀、李景聃、李光宇及河南代表马元材，雇用民工49名，收获字甲256片、字骨1片，共计257片。

第九次发掘，从1934年3月9日至4月1日，工作了24天。董作宾主持，石璋如、刘耀、李景聃、祁延霈、尹焕章及河南代表冯进贤等人。收获字甲438片、字骨3片，共计441片。

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发掘，没有发现有字甲骨片。

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3月18日开工至6月24日结束，共99天。共出土字甲17756片，字骨48片，共计甲骨17804片。由郭宝钧、石璋如主持，参加工作人员有李景聃、祁延霈、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悫、魏善臣、王作宾、孙文青等人。保安队十余人前来维持秩序，保护安全。共雇用长工廿名，短工一百廿名。尤其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未经翻扰，蕴藏丰富的甲骨宝藏——YH127坑。第十三次发掘，除了YH127坑外，其余坑中也发掘出土了甲骨片。其中字甲668片、字骨40片。

YH127坑的发现纯属意外，原计划发掘于6月12日结束。这天下午四点多钟，大家都在作收工清理准备，突然王湘一声惊呼：“哎，这儿还有大片甲骨！”这时大家闻声都围扰过来，一看确实是有许多甲骨。原本打算收工的负责人郭宝钧，立即改变了主意，决定延长一个半钟头，让石璋如、王湘二人负责从中一块块地揭取。可一个半钟头很快过去了，他们在不到半立方米的土里竟然出土了376片龟版，这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这时大家都非常兴奋，决定再延长一会儿，可天越来越黑，坑的边缘还没有找到，今天肯定是取不完了，只好先收工，明天再延长一天工期，争取取完。

为安全起见，收工前他们又让民工把挖出的松土回填进坑，考古组的魏善臣还用石灰粉在土层上面写了几个蒙古文字，作为记号。又命几个民工住在工地看守，以防万一。

第二天一早，考古组成员全部都来到127坑，掏出浮土，挖出坑形。石璋如、王湘二人又继续在坑中清理土层中的甲骨，其他人在旁帮忙，整理、装筐。石璋如、王湘二人整整干了一天，腰酸背痛，手脚发麻，工作效益虽高，但也只是清理了一层不到，取出的龟版已装满了四大箩筐。再看看下面，还有一米多厚的甲骨层，沿南壁再向下探40厘米，仍有龟版。照这样的速度，再有几天也干不完。127坑的实际情况完全超出了考古家们的想象和预期。

当时正值六月中旬，骄阳似火，暑气蒸人。新出土的龟甲，本来极其脆弱，容易剥碎，哪里还经受得起炎炎烈日的烤灼。因此，必须改变方法，方能保全所剩的龟版完好无损。经过大家反复商量，负责人郭宝钧决定做一个大木箱子，把出甲骨的一段灰土整个儿装进箱中，运回南京史语所，在室内进行发掘。

当天晚上，王湘、高去寻、魏善臣、李治国、靳九发、石璋如六位年轻的考古人员，邀同十几名村中民工，再加上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露宿在坑边，保护现场，防止被人盗窃，破坏遗迹。

14日早晨，如期开工。依照商定计划，以127坑为中心，把四周生土挖空，把灰坑孤立成一个大灰柱。又从村中雇用木工，做大木箱子。大木箱做好了，高约一米，长、宽各1.7米，但怎样把大灰柱装入箱子，又颇费脑筋。人们想了各种办法，做了各种试验，最后终于在18日这天，将大灰柱装入大木箱中，并抬到了坑外地面。

考古学家们为了127坑的发掘，连续工作了四天四夜，李济主任听到这个消息，特地从南京赶到安阳小屯村，并现场指挥127坑的发掘和运输工作。

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127坑的甲骨箱子终于在7月12日安全顺利地运到了南京史语所。至此，127坑甲骨的发掘由急促的田野揭取，转入了漫长的室内整理阶段。

127坑运回南京史语所后，由董作宾、胡厚宣二人负责此项光荣而艰巨的重任。关德儒、魏善臣、张秉权等协同，一起在室内进行发掘甲骨工作。在董作宾的指导下，胡厚宣等人进行了甲骨剔剥、绘图、清洗、拼合、编号等。经过极其艰难的三个月奋斗，至十月中旬，终于将127坑的甲骨全部整理完毕。127坑的室内发掘，共清理出甲骨16720片，其中字甲16712片，字骨8片。并清理出完整的龟甲有三百廿余版。

127坑的甲骨发掘，有些字是用毛笔写的，有些卜辞刻道内涂石朱或涂墨。这些甲骨的出土，对于了解殷商时期的书写、用笔、刻字程序都有很大的启示。127坑的甲骨，最大的一版达1尺2寸，被董作宾称为“武丁大龟”。据著名生物学家伍献文说，此种大龟是来自马来半岛，是进贡而来的。

127坑成批的甲骨出土和其他大量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研究甲骨文的视野，并使研究的思路更为开阔。与分期断代研究一起，甲骨学其他方面的课题，诸如卜法、文例、记事刻辞、卜辞同文、卜辞杂例等有关甲骨学的知识和自身规律的探索、研究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并由此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十四次发掘，1936年9月20日开工，12月31日止，共103天。这次发掘由梁思永、石璋如主持，王湘、刘去寻、尹焕章、潘悫、王建勋、魏鸿纯、李永淦、石伟以及河南省政府的王思睿共11人，参加了工作。雇用民工一百余名。有字甲骨只发现了两片。

第十五次发掘，是抗战前最后一次发掘。1937年3月16日开工，6月19日止，共工作96天。这次由石璋如主持，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悫、王建勋、魏鸿纯、李永淦、石伟以及河南省政府派出的张光毅，共10人参加工作，雇用民工一百廿名。这次发掘出土甲骨599片，其中字甲549片、字骨50片。这次发掘，董作宾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现场进行视察。

自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开始了殷墟甲骨正式科学发掘，到1937年6月19日共发掘了15次，历时9年。可谓千辛万苦，历经曲折磨难，但收获颇丰。从第一次正式发掘到第九次发掘结束，共获得甲骨6513版。（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发掘，没有发现有字甲骨片。）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发掘共获18405版。前后九年共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如此数量的甲骨出土，为甲骨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是“文字的研究”的继续开拓提供了充足的数量和依据。

（三）开展编辑出版工作，推动甲骨学研究向前发展。

历时九年的十五次大规模科学发掘，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大批更全面、更完整的第一手甲骨文资料和实物。董作宾决定，将第一到第九次发掘的殷墟甲骨文片编辑出版成书，作为一段落之结束。对此，所长傅斯年非常支持，并研究确定为《殷墟文字甲编》。

编辑工作从1935年的春天开始，一直到《殷墟文字甲编》正式出版，历时13年，经历种种曲折，董作宾等学者前后3次安排，终于1948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

《殷墟文字甲编》共收甲骨3942片，其中包括字甲2513片、字骨1425片、牛头刻辞1片、鹿头刻辞2片、鹿角器1片。书前有董作宾的《自序》和李济的《跋彦堂我序》，分别对《甲编》材料的出土经过，编辑历程及其中的种种干扰与影响作了追述。

董作宾在参加殷墟发掘工作过程中，不仅发掘出大量珍贵的甲骨文，而且从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地下发掘出来了“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1933年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正式发表。这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将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此凿破鸿氵蒙 ，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载的史实、礼制、祭祀、文例发展变化，把对晚商各朝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将罗振玉、王国维以来把甲骨文作为晚商273年史料的一团“浑沌”，被犁然为早晚不同的五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50多年来，它一直行用不衰，愈益证明它的体系缜密科学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董作宾虽然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并不就此止步，还在孜孜以求一个更新的方案取代它。因而，他还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材料，写了一部《殷历谱》。在这10多年研究中，又找到了分派新法。”

很多学者经过苦苦追索，使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

1929年8月，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发表。

1930年8月，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出版。

1933年4月，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33年9月，罗振玉《殷墟玉契续编》出版。

1933年10月，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出版。

同年10月，商承祚《殷契佚序》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1月，陈晋《龟甲文字概论》出版。

12月，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出版。

12月，郭沫若《殷契余论》出版。

1934年10月，孙海波《甲骨文编》出版。

1937年4月，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出版。

1937年夏，第十五次发掘结束。董作宾负责，开始编辑著录《殷墟文字乙编》。在编辑《乙编》期间，高去寻、胡厚宣、屈万里、张秉权、李孝定等也都先后参加了《乙编》的整理与编纂工作。《乙编》共收录甲骨9105片，数量超过《甲编》三倍。内容丰富，科学价值极高。《乙编》分上、中、下三辑。上辑于1948年10月、中辑于1949年3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下辑于1953年，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

《甲编》和《乙编》的出版发行，为我们科学地研究殷商历史和甲骨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从而“开创了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著录新体例，为以后的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著录提供了范例。

正如董作宾在《序言》中所说：“这真是一块尚未开发的新园地。这里奇花异苑，满目琳琅，足供研究甲骨文字的人们探讨、欣赏。”

在甲骨学史上，甲骨最大发现的YH127坑，胡厚宣是室内发掘和整理的第一人。胡厚宣经过艰苦的搜集和努力，于1944—1946年三年间，编成享誉海内外的甲骨学名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共四集9册，收入论文32篇。此书旨在综合所有甲骨，作一全面的彻底整理，以期解决甲骨文中的一些问题。被誉为是“空前的金字塔式”论文集，是继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又一划时代的著作。

1939年4月，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出版。唐兰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对甲骨贡献最大的四位学者，他们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己极一时之盛”，非常科学地指出甲骨“四堂”的研究，是站在他们所处时代研究的最前沿。因此，可以说“罗、王是甲骨草创时期的奠基者，郭、董则是转向系统科学整理和研究时期的巨匠。”

1940年至1944年，于省吾编辑出版了《双剑讠多殷契骈枝》、续编、三编。35年后又将其增删和修订，于1979年出版了总结他自己考释文字成果的专著《甲骨文字释林》，并主编了总结九十多年甲骨文字考释成果的大型专著《甲骨文字诂林》于1996年出版。

……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虽然只有百余年，但甲骨学的研究、考证、发展却是非常迅速的，成果巨大。甲骨学的发展，能有今天，完全是和前辈们辛勤耕耘以及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前辈们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为我们留下了严谨的、科学的治学精神和忘我的无私奉献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光大的。

丙戌五月於风华斋

参考文献：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部分章节，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朱彦民著《巫史重光——殷墟甲骨发现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

王宇信著《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