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国维的故乡浙江海宁的《海宁日报》“潮乡”文艺副刊上，刊出了先生的一位后代乡人撰写的《王国维投湖新释》一文，说是王国维之死是让罗振玉逼债造成的。自然，“逼债说”在国内外探究王国维死因中已属“旧说”而非“新释”，先生的这位乡人只不过是孤陋寡闻罢了。但接着文中又历数罗的“罪状”，硬是把另一桩公案扯了出来，那就是当时轰动世界考古界的《殷虚书契考释》一文，说此文乃王国维所作，罗是花钱掠其美。自然，这也是陈年旧事。但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这桩公案的诱发，是由王国维的几个弟子提出来的。我们知道，王是国学大师，招弟子必然是高眼选秀，作为王的弟子，他们首先必须要具备比一般学人有更深的基础学问功底，然后方可去做先生的学生，再去研究大学问。然而，为什么他们在王、罗先后谢世后，会突然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其实，这才是此类旧事引发我们新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但就在这传承中，却渗透着年复一年地遗留下来的一种文化的负面效应，即“门户之见”。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究竟是王还是罗的作品之争，其实正是学术界“门户之见”的产物。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究竟为谁所作。除了王氏的传承弟子，另一位国学权威傅斯年先生竟也说，是罗振玉出资５００元向王国维买了此文。好在学术研究毕竟要以科学性逻辑性取胜，这之后，与罗振玉交往数１０年的吴兴学者徐森曾说过，“以文字议，罗胜于王也”。这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殷虚书契考释》其实是文字诠释，此乃罗的擅长，而王是考史的，“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一生“真正释字仅十几个”甲骨文陈梦家语 。当然，他识的这十几个字，却引出了重大发现，特别是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可谓贡献巨大，这也是事实。但诠释文字，并非王的强项，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甲骨四堂”之一“彦堂”董作宾，在他的《甲骨学五十年》的历史性总结中，就否认了罗曾用钱买王文这桩事。接着，陈梦家也认定《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氏所作，认为王氏在代罗氏抄录时，对个别文字句子作了小小的改动，内容却没有增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张舜徽阅读了罗振玉的“早期写作”，特别是“读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粗舍集文甲乙编》诸书以后，深深感到他的学问根底深厚，业务的修养在他青年时期已经很成熟了。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作出了成绩，所以《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的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之后，崛起于甲骨学领域的大家胡厚宣先生曾专门在《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４年第４期）上写了《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一文。胡先生采用比较统计的方法，又找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在《殷虚书契待问编》雪堂即罗振玉 补注本中，罗氏在该书书眉上有多处亲笔批注：“系王释”或“王说”，或单标明一个“王”字，全书计有２０处。看，凡王国维所校订补注的，罗氏后来在补注文中增加上去的，每一处均注明是来源于王，这样严谨的学术学风，何来掠人之美之嫌？这与当今一些名校的名教授也涉嫌抄袭相比，就更令人敬佩了。然而，专门搞文字考史研究的学者，或者说是承继王氏之学的高材生们，难道真会对这些资料未闻未见，或者是见而不视、视而不研吗？这无论从学问上逻辑上恐怕都是讲不通的吧，因为广泛收集资料是学术准备的必要前提。为此，这类“疏漏”唯一能使我们想到的，就是那种中国学术史上遗传下来的“门户之见”的痼疾。好象自己的老导 师在某一领域了不起，就应该样样了不起，这也正如某人赞美孔子的：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无有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何兆武． 重读康德．《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证据是一切疑案解决的最好方法，笔者日前电话采访了国内研究王国维的权威南京的陈鸿祥先生，并得到证实，《殷虚书契考释》原稿存在于世并由陈梦家先生发现而详读，得出的结论是：“全是罗氏亲笔”。此原稿后由康生钤印“收藏”，如今已归还陈梦家遗属，这正好与罗氏所说为写此书“发奋键户四十余日”得到了证实。同时，我们也可从罗氏《撰＜殷虚书契考释＞成漫题》诗句“射生畴复贞牢礼，去国依然梦画衣”诗句中得到感悟。陈鸿祥先生还说，按照现在的观点，《殷虚书契考释》应该是罗著王校注、订 。由此笔者想到海宁近代的文史大家张宗祥先生，他一生抄校古籍８０００余卷，难道这８０００余卷如《四库全书》、明代陶示仪的《说郛》、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清代谈迁的《国榷》等都是张宗祥写的？
由王国维弟子发难引发的这一公案，至少给我们留下两点启示：王国维诗词写得潇洒，但并不能掩盖掉他的性情忧郁，他学问高深，并不能排除他处世洞见中的短视和偏见。且不说他在研究周史时把与姜姒的姓关系误解了，在论证楼兰古城时出现大量的疏误等，就连他蜚声文坛的“境界说”，他的同乡学者吴世昌先生就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敬仰一个人，研究一个人，并非要把他奉上神位。其实，任何一个大学问家，他的学问总是有局限性的，无非是因为大学问家懂得多，我们懂得少。在他所涉猎的我们又一时搞不懂的领域，难免有一些人表现出盲目的崇敬和浅薄的抬高，从而形成心态上的偏执而已。历史上此类例子亦不少见，如大哲学家冯友兰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把“知识问题”排斥在哲学之外，有学者认为此举未尚不可，赞誉此“错失”是中国特色的。思想家顾准把“斯巴达克同盟”误作“斯巴达团”，有人还认为是“有益”的，是“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等等。这正如旷为荣、旷新年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跪倒在任何人面前。如果顾准思想的结果是使后来人跪倒在他面前，甚至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权利，那么这就是顾准最大的和最彻底的失败，他的思想也就丧失了任何意义”（见《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王国维做学问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语），作为他的弟子，或者敬仰他并沿着他的道路继续攀登学术之道的后学，就应该在理解他的学问之时又能分析出他的不足，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万万不可以大学问家、大师的桂冠遮障了自己学术探究的双目，甚至形成意气用事情感作主的学术偏执，力图把一切优秀学术成果全部包揽到自己的先师手中。同样，赞美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对待王氏投湖自尽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此类弊病。他置王氏一生性情忧郁的底线以及一生旅程中经济困境、病魔、失子、战争等相关沉重的干扰因素于不顾，一厢情愿地断然宣称王氏之自沉是“殉文化”，表面上美化了王的自沉，实际上是以文人惺惺惜惺惺式的偏执拔高了自沉的行为本身。而此说，又莫名其妙地令许多后学者对王的自沉，及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辩良莠地产生了许多虚幻的崇敬情怀。
历史是一个复杂诡异的老人，学术研究又是一个揉杂功利与变异之术的多棱场域，当我们在其中求索前行时，也许会从问题的一面转换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现代王、罗撰写《殷虚书契考释》之争，当使我们多点辩证法，多一点独立思考，如此，方能使我国的学术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