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索颐，锲而不舍：王宇信先生访谈录

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宇信先生1940 年5 月出生于北京市平谷区，196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学习甲骨文，毕业后留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8 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 年8 月被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多年来，王宇信先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特别是甲骨学殷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甲骨学一百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国家和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了《建国以来的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等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是先秦史特别是甲骨学殷商史领域有建树的学者。今年适逢甲骨文发现110 周年也是王宇信先生七十华秩，《南方文物》编辑部特邀徐义华博士对王宇信先生进行了专访。

徐义华（以下简称徐）：王先生您好！甲骨学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当今世界的“显学”，但客观地讲，甲骨学依然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学科，甚至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学科。我们想知道您人生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甲骨学？

王宇信（以下简称王）：我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成为考古或历史研究学者，而是想成为一名作家。我小的时候表达能力不强，把L 音发成N 音，也就是乡间俗话所说的“囊鼻子”，经常因为说不好话而受到大家笑话，所以那时我就想我要当作家，我想既然说不好，就干脆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给更多的人看。

最后之所以从事甲骨学研究，也是一种机缘的巧合。我是在良乡中学读的高中，学校离周口店猿人遗址不远，学校拉练时我们曾经到过那儿，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猿人纪念馆和考古遗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觉得考古学家不简单，对考古有了初步的印象和兴趣。当我考大学时，我想考大学里的中文系或北京广播学院，但一看招生简章，上面说文学是党的文学，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政治条件要求较高。我就觉得我可能不符合要求，因为我的出身不是太好。恰恰当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招生，又唤起了我当考古学者的梦想，何况文史不分家，或许可以兼顾文学，于是就报考了考古专业。进入北大学习考古后，才发现考古专业所学习的知识与自己原先的想法相去甚远，整日与陶片、人骨有关的知识打交道，与我所向往的文学更是大相径庭。大学里，与我一样想当作家的同学还有不少，很多人曾闹过换专业，以继续文学青年的梦想。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不少人都已经是著名考古学专家，大家谈起一度的作家梦，不禁哈哈大笑。我对考古专业态度的转变是在生产实习之后，我们实习是在安阳发掘大司空村遗址，但是经验不足，遭受挫折。后来几个人又去大寒村补课，第一阶段得了三分，后来在老师帮助下，认真整理陶片和画图，才使我依然写出了较好的实习简报。随着以后学习的深入，我对考古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考古的意义并感受到了考古的乐趣。同时，也感受到文字资料对于考古专业的巨大作用。于是，1964 年毕业以后，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进入历史所，师从胡厚宣教授学习甲骨文，从此走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道路。

徐：每一位学者都会有一条不同的成长道路，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样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

王：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大多都是曲折的。我到历史研究所之后，刚开始学习，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专业课基本没有能够学成。当时，康生提出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踩一脚牛屎才最干净”，要把知识分子赶下乡，要求大学毕业生都得到农村去锻炼。1964 年年底，我就跟着历史所职工到山东搞“四清”，“四清”结束后就留在当地劳动，一直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回来。回所后，又遇上大批判，历史所要批判吴晗、翦伯赞，我和几个年轻人被派给撰写大批判文章的小组准备资料。当时的历史所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负责《红旗》杂志，我们日夜努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都已经写好并打出了大样，准备在《红旗》杂志发表。不久，尹达因为在所里“****”群众运动受批判，被中央文革开除，文章才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现在看来，也算是避免了更大错误，是不幸中的万幸。1969年，我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 年底，才回到北京。回来后，我们开始陆续恢复工作，参与1959 年即已开始的《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一开始，军宣队不允许我们搞《甲骨文合集》，书不借，稿纸不发，并坚持让我们参加“批林批孔”运动。胡厚宣先生给当时任副总理的郭沫若写了几封信，说《甲骨文合集》应该接着做，所里有几个学生和助手，应该参加这个工作，郭沫若表示支持。直到郭沫若干预后，此事才由“地下”工作走到地上，真正“合法”。从1972 年起，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

《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恢复后，为如何协调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只整理资料，以后再进行研究，否则会耽误《合集》的编纂工作。我们几个年轻学者则认为，要边整理边研究，使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并由我起草，几个年轻人签名，写信给学部负责人刘仰峤。后来《甲骨文合集》核心小组向郭沫若汇报情况时谈到了这些争论，郭老支持边整理边研究，认为两者能互相促进。从此，参与《甲骨文合集》编纂的学者们在甲骨文整理和研究上都做了努力。《甲骨文合集》的整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以后的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甲骨学研究的前五十年的成果和成就已经有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等总结性著作可资研究和参考，但此后的研究情况则少有介绍和总结。我开始整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甲骨学论著目录，以图厘清甲骨学发展的轨迹和现状。后来听取好友周绍泉先生的建议，决定对三十年来中国甲骨学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总结，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虽然出版的道路十分曲折，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诸先生的努力下，《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终于于1981 年出版。此书出乎意料受到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又加印发行。此书出版后，香港《文汇报》就加以介绍，美国学者戴维·凯特利也在《亚洲哈佛杂志》发表了书评，对我鼓舞不小。《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受到欢迎并非书写得好，实在是因为经十年动乱之后，可供选择的图书太少，而当时又形成全国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可说是“书荒”和对知识的渴求导致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的“抢手”。但经过此书的撰写，我对甲骨学知识和学术历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甲骨学知识的体系更加明晰，对于我的学术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甲骨文合集》编纂完成以后，胡厚宣先生命我为《合集》释文组组长，协助他处理《合集》释文组的相关工作。在整理释文的同时，我加强了甲骨学知识的系统性学习，甲骨学知识体系日趋成熟。同时，也承担部分历史所和其他科研单位或院校的甲骨学教学与培训工作。在这些教学与培训工作中，遇到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也体会到有必要撰写一部适应多种层次读者需要的通论性甲骨学著作。于是，我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补充，于1987 年写成了《甲骨学通论》一书。《甲骨学通论》一书的出版也适应了读者的需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成为甲骨学学习和研究比较好用的图书之一。此书2004 年由韩国首尔东文选出版了李宰硕翻译的韩译本。此书是我结合自己学习和研究甲骨学的体会而写成的一本基础性著作，既供初学者作入门的参考，也可以使研究者掌握当时最新的成果。如果能为甲骨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帮助，那就实现了我写作的目的。

1996 年，甲骨文发现已经将近100 周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甲骨学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据我的好友宋镇豪先生统计，到20 世纪90 年代末甲骨学研究者分布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论著达一万多篇部。如何认识和继承甲骨学一百年来的成果和成就，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支持和指明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对一百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做一个总结，十分必要。于是我和杨升南先生与历史所先秦室的同仁一起成立了《甲骨学一百年》课题组，经过数年的艰辛，终于撰成《甲骨学一百年》，1999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注重介绍后五十年的成果，可以与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联合，完整地再现百年来的甲骨学发展历程。后来该书获得了“五个一工程”一等奖。任何学术的研究总是推陈布新，甲骨学也不能例外。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甲骨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甲骨学通论》一书也需要增订，以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于是撰写了《中国甲骨学》。《中国甲骨学》以《通论》为基础，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近年来的研究收获，并对甲骨学理论和甲骨学史进行了新的考订，同时对西周甲骨、殷墟考古等相关课题也作了论述。此书已经于2009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也算对“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献礼吧。

徐： 目前大多数人之所以对甲骨文感兴趣，还是因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成熟文字，而对于甲骨文的学术意义了解并不是十分全面。您可以介绍一下甲骨文发现的意义吗？甲骨学为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王：甲骨文发现及甲骨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仅促进了甲骨学殷商史本身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上古史有了新认识，而且对于考古学、汉语史、音韵学、科技史、年代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甲骨文发现及甲骨学的发展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使商代史成为信史。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商史的资料较少，给商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学派兴起，更是否定古文献中的商史为信史，认为殷商王朝只是传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自殷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以前研究商史的资料都是文献，文献是经过整理和史学家系统化的，属于第二手的资料，而甲骨文则是商代人自己的手笔，让我们可以从商人自己的视角考察商代的历史，使学者得以利用甲骨文，结合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和古文献，为我们勾勒出商代社会的基本面貌。自整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可以让我们通过甲骨文对古文献重新定位和思考，重新审视疑古思潮的成绩与缺陷，使研究者能以正确的态度和眼光分析古代文献，进行历史研究。这对历史研究是极有意义的。

甲骨文的发现对于促进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上世纪20 年代起，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古学的诞生，对中国考古学具有深远影响。而殷墟发掘的缘起正是为了寻找甲骨文。1928 年8 月，董作宾先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到河南安阳小屯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董作宾写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甲骨文并未挖完，小屯尚有发掘的价值。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于1928 年10 月开始了第一次殷墟发掘。可以说，是甲骨文促进殷商考古学的形成。殷墟发掘出土了大量遗迹和遗物，为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对这些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确定其绝对年代，是利用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殷墟文化的分期，正是参照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成果，使得殷墟二百七十余年的文化分期得以确立。殷商考古学的发展和甲骨文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基本奉《说文》为圭皋，甲骨文的发现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学者根据甲骨文纠正了《说文》中的许多错误观点，提出了更符合造字规律的新理论，有代表性的如唐兰等人的“三书说”等。对于音韵学的促进也是如此，在甲骨文发现之前的音韵学研究，能参考的早期资料只有《诗经》等，而《诗经》时代较晚，更早的资料则较为缺乏。甲骨文为上古音韵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使上古音韵学研究有了新领域，许多学者如台湾学者赵林等正致力于甲骨文的音韵学研究。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代农业、数学、历法、医学等方面的记录，为我们了解商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彭邦炯教授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等是比较专门的整理。甲骨文中有系统的时间记录，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即是依据甲骨学材料，结合金文、古文献、考古学与天文学知识对商朝的年代进行推算，确定了商代的历年。其他相关学科也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近年来，甲骨学殷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商代史》撰述。撰写一部完整的《商代史》一直是胡厚宣等前辈学者和我们这些后继者的向往，现在这一任务终于得以完成，由宋镇豪先生带领先秦室同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商代史》已经结项。《商代史》的完成不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商朝断代史，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商代社会和历史。同时，《商代史》还为我们全面了解三代历史，正确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基础。以国家制度的演进为例，通过商代史的研究，我们对商代国家政治制度有了基本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向下探索可以厘清商、周制度的继承与变化，对于孔子“周因于殷礼”有更深入的认识，由此上溯可以探求夏代的国家政治制度，考察“殷因于夏礼”的内容和情况。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化，对于认识中国上古历史及总结历史发展规律都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甲骨文发现与甲骨学研究的意义，我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甲骨学殷商史本身的成就；二是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上古史；三是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成就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甚至人类古代文明都具有巨大的作用。

徐：目前甲骨学研究的现状如何？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甲骨学列优先扶持的“绝学”，这在一方面表明学界对甲骨学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否也有其他原因？

王：在以往的论著中，我曾经对甲骨学史做过一个分期，基本分为草创时期、发展时期、深入时期和全面深入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可以说，现阶段是甲骨学研究最好的时期之一，无论从研究人员数量还是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上讲，都超越了以前各个时期。但是，目前甲骨学的发展并非前途一片光明，而是存在相当的危机。与上世纪90 年代的兴盛时期相比，甲骨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单位数量减少，学科出现萎缩的危险。幸而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治学方法的改进，论著尚未出现大幅度下滑，反而略有上升。但如果不加以改变，学科的整体萎缩恐怕难以避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几个阶段时期相比，目前的甲骨学发展的加速度明显下降了，后劲不足。

与甲骨文研究这种相对的削弱相反，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古文字受青铜器和简帛研究的影响，出现了研究的热潮和高潮，形成了学术界乃至社会性的古文字热。我们应该充分看到整体古文字大发展带来的好处，即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学科支持，例如有许多学者从战国文字，上溯甲骨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整体古文字热背后甲骨文冷的事实，努力克服甲骨学研究中的不利因素，促进甲骨学研究的进一步前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甲骨学列为“绝学”，我想主要还是从甲骨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上考虑的，毕竟甲骨学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取代的作用。但从学科危机的角度考虑，认为其中包含有忧患意识的因素在内，也未尝不可。

徐：您认为甲骨学发展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如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相对饱和而出现的高原期，是每个学科都经历的事。但甲骨学发展加速度下降有更明显的其他原因，主要原因可以归纳几个：一是新资料发现的限制。与不断涌现的青铜器、简帛文书等古文字资料相比，近年来甲骨文的发现数量是难望其项背的。新资料的缺乏，减少了甲骨学研究的刺激点和增长点，使甲骨文研究呈现下降；二是研究难度的增加。随着研究的加深，后继研究需要掌握更多的成果和知识，需要涉及更多的领域，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这也限制了研究的进度；三是科研团体的萎缩。目前的科研体制和分配体制导致学术团队难以保持稳定，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着几个实力较强的甲骨学研究团队，如于省吾先生指导下的吉林大学研究团队、徐中舒先生指导下的四川大学研究团队、胡厚宣先生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团队等，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甲骨学研究团队还能勉强保持规模外，其他研究团队都有很大程度的削弱，学者都转向金文和战国文字研究，而研究甲骨文的论著减少了。四是教育制度和社会就业情况的原因。在以前的教育和分配体系下，高学历的专业学生尤其是古文字这种比较冷门专业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在毕业后可以从事专业对口的研究，现在教育和分配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大量高学历的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从事不了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古文字专业学生毕业，毕业论文也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但最终却未能在此专业发挥作用。导致培养人才的数量和后继人才的数量形成较大的差距，教育上的专业繁荣和研究上的专业萎缩并存，形成了甲骨学研究的相对削弱。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甲骨学虽然出现一定程度的危机，但就根本而言，并未受到动摇，几十年来积累的研究人才还在，只是好多人转而研究其他新资料更多生长点的相关领域，所以只要提供适当的条件，甲骨学的热潮还是可以预期的。近年来，我们先后设立了“商承祚甲骨学青年奖”、“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奖”等奖，目的就在于引起更多学者对甲骨学的关注，投身到甲骨学领域的研究中来。学科发展遇到危机，这其中既有学者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既要求学者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态度的修炼，也需要社会提供更好的学术环境。学问是天下之公器，个体不能独占，也难以独自负担责任，只有将学者与环境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学术才能真正实现飞跃。

徐：我们常说甲骨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国际性学科，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外的甲骨学研究状况？

王：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一发现就得到国际性的关注，许多国家的学者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当中。根据胡厚宣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的统计，到上世纪50 年代，外国甲骨学研究学者已有五十余人，分布在日、英、美、德、法、俄、加等七个国家。到上世纪末，国外甲骨学有了更大的发展，据宋镇豪先生《甲骨学论著目》统计，涉及甲骨学研究的外国学者达五百余人，分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甲骨学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在甲骨文研究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如加拿大的明义士、英国的库寿龄、日本的林泰辅等，他们的收藏和研究都有很好成果，对中国的甲骨学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例如罗振玉写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契书契考释》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收到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著作而感到作为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而著述的。早期贡献最大的当属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不仅收藏了两万多片甲骨，而且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写成了《甲骨研究》等书，在甲骨分期断代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外国学者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中国甲骨学受时事动荡的影响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基本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最高潮。此间，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甲骨学者，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甲骨学著作，如加拿大许进雄《殷虚卜辞后编》、《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收藏甲骨》、《卜骨上的钻凿形态》、《骨卜技术与卜辞断代》等；美国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美国所藏甲骨录》，吉德炜《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等；法国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等。甲骨学研究人员最多和水平最多当属日本，其甲骨学研究者和论著的数量和水平都达到了最前沿的水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年份里，日本学者的论著数量甚至超越中国大陆学者的成就。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殷墟卜辞综类》，贝塚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古代殷代帝国》，白川静的《甲骨文集》、《甲骨金文学论丛》和《甲骨文之世界》，池田末利的《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伊藤道治的《日本所见甲骨录》、《古代殷王朝》、《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赤塚忠的《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玉田继雄《甲骨关系文献序跋集成》等。

国外学者对于甲骨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果和方法在在改革开放后很快为大陆学者所吸纳，极大促进了中国甲骨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中国的甲骨学发展现状相似，目前的国际甲骨学也面临着萎缩的危机。以日本为例，在甲骨学兴盛时期，有数十位研究者，每年发表数十篇部论著，其数量和质量都值得推崇，而随着这些学者的退休和去世，从事甲骨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只有可数的几位，论著的数量和水平也无法与此前相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大致如此，甚至更加严重。

究国际甲骨学下滑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一是关注度的分散。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前，中国比较封闭，外国学者能够研究的领域较少。另外，外国史学研究者可以利用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较少，其能研究的时段也不如现在广阔，而是主要集中于古史方面，而甲骨文又是新资料，吸引众多学者关注，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成为外国学者关注的部分，在史学领域，中国近现代史愈引起关注，历史研究时段增长，分散了部分中国史学者的关注。另外大量考古资料以及青铜器、简帛等古文字的发现，吸引了外国研究者的注意力，导致对甲骨学的关注度下降。即关注度被分散到其他时段与学科，影响了外国甲骨学的发展；二是世界形势和史学潮流的变化。20 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动荡的社会要求历史学者对社会发展史和史学研究理论做出新的解释，而20 世纪也是真正进入全世界联为一个整体的时代，两者都要求历史学者尽可能关注更多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以为社会发展规律和史学研究理论提供支持，甲骨学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国的最早文字，受到关注是合乎情理的。从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解体之后，世界形势相对缓和，社会发展史和史学理论的前进步伐放缓，个案研究和国别史研究重新受到注视，甲骨学研究在国外自然出现削弱；三是甲骨学研究难度增加和适用性观念的缺乏。随着甲骨学的发展，各个领域都积累了大量成果，国外学者在从事研究和撰述之前，必须掌握和消化数量众多的成果，研究难度增加；另外，中国甲骨学发展也出现不平衡性，实证性研究较多，而理论性课题较少。任何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都不会以中国历史责任的承担者进行研究，也很少会有人成为专门的中国史研究者，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甲骨文研究对于其本国历史研究的启发或原有专业的增益，单纯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成果难以达到国外学者的预期，也导致了甲骨学研究的削弱。

新资料的发现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事，史学研究的需要也不是学者所能决定的事情。所以，扩大甲骨学的研究范围，增强理论性课题的研究，扩大甲骨学研究课题及其结论的适用性，才是甲骨学国际性发展的重要方法。

徐：您认为甲骨学研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王：随着甲骨学的发展，广义的甲骨学已经发展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不同领域侧重点不同，很难简单地说清哪一方面更需要加强。

但就狭义的甲骨学而言，我认为甲骨资料整理、文字考释、分期断代和学科的人才培养值得重点关注。

资料整理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完整性是保证研究结论正确的重要前提。目前，除继续扩大考古发掘，争取发现新资料，加强传世甲骨的整理，尽量提供完整的甲骨资料外，还要注重甲骨的缀合，这是不增加甲骨数量的条件下，增加研究资料的重要方法。近年来，甲骨缀合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大量缀合成果发表，许多优秀的青年甲骨学者在此领域崭露头角，俨然成一新的增长点。

文字考释是甲骨文进行其他研究的前提。文字考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依然任重道远。我们看到，不仅有些文字至今未能释读，影响了对甲骨资料的利用。即使得到考释的文字，也有许多存在分歧，致使在研究过程出现同辞异读的现象，导致研究结果的分歧，相当一部分学术问题的争论最终依然要依靠文字的正确释读解决。文字考释需要大力加强。我们设立的“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奖”主要就是加大对文字考释的鼓励，以促进文字释读的前进。

分期断代是甲骨文成为有价值史料的前提。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使甲骨文资料展现动态的商代历史，就要对甲骨文进行正确的分期断代。目前，分期断代存在五期说和两系说两种观点。虽然两派学者都对各自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论述，使甲骨文分期断代进一步精确，但对于对方提出的疑问却没有做出圆满的解答，分期方法的合理性依然需要进一步阐释。就两派各自的研究而言，五期说依然需要加强分期断代的细化，而两系说则需要加强分类分组方法的可操作性。客观地说，甲骨文分期断代依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学者能做全面细致的工作。另外，从近年来的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等较为完整的甲骨资料分析，结合以前出土的YH127 坑、E16 坑等资料看，整坑研究可以作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一个方向，具有增加研究的潜力，尤其是YH127 坑，资料数量众多，考古现象丰富，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但就研究的程度而言，依然十分欠缺，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基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学科危机，人才培养值得我们关注。学科的萎缩和人才的流失共存，导致甲骨学发展前景堪忧。或许，人才培养才是甲骨学研究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徐：任何一种学问，既要有其学术价值，也要有其社会价值，您认为甲骨文的社会价值发挥得怎么样？怎么才能更大发挥甲骨文研究的社会价值？

王：一门学问的社会价值，取决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普及程度。因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成熟文字，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在理论上是极大的。但也因为是最早的系统文字，与现行文字差距较大，所以其理论上的影响力很难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影响力。从专业的角度而言，即使在学术圈内，甲骨学也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科。所以，寻求甲骨文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实现直观的社会价值，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甲骨文可以经过专业学者的研究，转化为对古代历史的论述，甲骨文也可以经过艺术家的研究，转化为现行的艺术形式，从而进入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目前，大型的专业的《商代史》已经撰成，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商代历史著作。但普及的可供公众阅读的《商代史》尚未撰述，这需要学者的凝炼，把大型的专业的《商代史》转化为简略的易懂的能够让大众容易接受的文本形式。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但相信这一任务应该可以在近几年内完成。

近来甲骨文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热点，即甲骨文书法的发展。这一领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对于推广和普及甲骨文很有价值。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山东省甲骨文国际交流中心都在这方面组织过讨论会议，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和效果。将专业的学术与大众化的书法艺术相结合，也许会为甲骨文研究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最近我们已经设立甲骨文书法奖，旨在促进甲骨文书法的发展。

配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我们策划和出版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文化丛书》系列图书，结合学术和普及的需要，推出了一系列著作，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任何学科实现其社会价值都是最困难的环节，甲骨学面临的难度更大，但我们会尽力克服这一困难，尽量让甲骨文为更多的人带来快乐。

徐：您是以甲骨学研究而知名的，但我们知道您除甲骨学研究之外，还涉足了其他方面的研究，请您介绍一下这些研究的情况？

王：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属于先秦史研究的范围，我所处的研究室也是先秦史研究室。先秦史的特点是时段长，涉及的领域和问题较多，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研究很难深入阐释先秦历史。因此，要求先秦史学者在精深的专攻方向外，还要有广泛的涉及范围。我在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之外，还对中国文明起源、炎黄文化、中国龙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早期政治制度史等课题做过研究。

限于资料的原因，中国古代史的许多课题实际上只能以春秋或周代为起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早的资料，可以使我们比较具体讨论商代的情况。以此为起点，充分利用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让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一些课题更往前追溯，获得对更早期历史的认识，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果。以中国政治制度史为例，在以前的著作中，基本以周代政治制度为起点，关于商代及其以前历史时期的情况，多略而不详。我们在参与《中国政治制度史》课题时，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从国家起源到夏商时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建立起了这一时代政治制度史的体系。以后的政治制度研究对这一段的了解，就不再是空白，而是有了一定的基础。

先秦史时段长，研究范围大，靠个人力量很难面面俱到，同时也要求学者更多的努力和劳动。我虽然在上述方面取得了一些认识，但我依然认为我的主业是甲骨文。我们的老所长尹达先生曾教导我们，要像拉磨的驴，转来转去不离以磨脐为中心。我深受影响，并身体力行，成果和著作也大多以甲骨文研究为基础进行。

徐：当前社会出现了传播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也出现了祭祖寻根的热潮，对于这些现象您是怎么认识的？

王：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是自身发展和吸引外来文化的结果。文化发展具有一种自我选择的特性，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部分最终将被淘汰，依靠外部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些部分长期存在。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不能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概念，传统文化成为热潮，反而表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传承和吸收不够充分，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出现了过大的错节。虽然传播和学习传统文化非常有必要，但我希望不只是一股热潮，而成为活水长流，真正滋渗入现代文化和生活当中，成为社会生活和运作中的一部分。我想只有传统文化脱离了热潮的形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程度，我们才能说传统文化真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就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学习中的具体过程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与青年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许多人似乎掌握了许多传统文化知识，对于《论语》、《老子》中的章句可以随口吟来，对一些器物典章也略知一二。但谈起整体的中国历史，却连基本的脉络也讲不清楚，对于中国历史的朝代和大事件却缺乏基本的常识。给人一种精熟于细节，而却忽略于大体的感觉，好像“瞎子摸象”，可以形象地表达对局部的认识，却不知道总体的面目。这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历史知识是一个民族传承文化的重要方面，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受教育体制的局限，历史不作为主要学科，而是只作为一门副科讲授，在考试中也只占有很小比例的分数，受到学生重视的程度也就较小，导致学生和青年历史知识的缺乏。

我们在传统文化传播和学习过程中，注重教给孩子一些具体的知识，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历史教育，殊不知，历史教育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基本形式。脱离了基础的历史教育，而花费大力气投入传统文化教育，实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方法，事倍而功半。祭祖寻根，关注姓氏文化研究，对于促进现阶段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转化有积极的意义。就目前的祭祖寻根而言，特别是先秦史领域的炎黄文化而言，天下共祖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并非简单的史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超出了历史学家的信古、疑古、释古的学术争论的范畴，而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纽带和民族向心力的象征。祭祖寻根文化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而不能单纯以史学的真假视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考察，而不简单地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运作。在上世纪90 年代，我在河北涿鹿召开的“三祖文化研讨会”上，曾经提出“有祖共同祭”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相信，这一主张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和支持。

虽然尊重已有的历史传统，但我还是呼吁要尊重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不能把传说的历史作为真实的历史对待。

徐：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外，您还参加了大量的学术会议组织工作和社会工作，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简要的介绍？

王：我参加的学术会议组织工作和社会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进行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于1987 年，胡厚宣先生为会长，我和杨升南等先生作副秘书长。那时胡先生主持学会，具体事务由我和杨升南等先生负责执行和运作。1999 年后，我任会长，主持学会事务。自1987 年到2009 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组织和参加了二十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夏商考古、甲骨文书法等进行探讨，参与交流学者分布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古史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组织专业的学术讨论会之外，学会还积极参与文化保护和建设，如1999 年在安阳召开“纪念甲骨文发现10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发起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并积极参与殷墟申遗的活动之路，2006 年殷墟申遗成功。此后，考虑到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安阳小屯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又召开了“殷墟保护利用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为殷墟的保护利用和小屯地区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在烟台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10 周年暨甲骨学暨甲骨文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发起了申报甲骨文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相信也会取得令人欣喜的结果。

学术的研究目标是向更高端发展，学术的效用目的却是向大众普及。我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为学术效用向大众普及出一份力。

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专业研究之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是无庸置疑的，但如果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等，似乎又有些不妥。就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而言，身处“象牙塔”显然是一种误解。知识分子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也要经历常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为日常生活而奔忙。关于知识分子清贫和压力的报道，时常可见，我自己也深有感受，就如《甲骨学通论》一书的出版，其实《通论》在1988 年已经三校完毕，当年就可以出版，但实际上却一直拖延到1989年才出版。原因就是我当时收入较低，稿费是补贴生活重要收入，当时出版社的好友告诉我从1989 年后，稿费标准可能有较大提高，建议我推迟出版，增加稿费收入。我接受了好友的建议，直到第二年才将该书出版。学术不是空中楼阁，知识分子也不是世外高人，只是担负社会知识拓展和传播职责的人而已。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些以研究和思考为业的生活中的人，既特殊也很普通。但又不能将知识分子完全视作世俗化的人，目前很多人把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我认为这种认识并不准确，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精深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关注人类、国家、社会与民生，关注非学术和非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发展。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公认价值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坚守，实际上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坚守。大众把知识分子看成“象牙塔”里的人，视作社会发展可以依靠的一种力量，即是基于对知识分子这种非利益思考的一种尊敬。

徐：作为一位知名学者，您肯定看到或听到一些对于自己的评价。社会评价是以一种公认的标准进行的，未必与您自己心目中的自己一样。公众眼中的您和您自己心目中的您有什么不同，我们很想知道您如何评价自己？

王：自我评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从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出发，尝试回答。受时代的影响，我们这代学者与先辈和后学相比都有不足。先辈学者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逢西学东渐的高潮，利用新资料和新方法对中国古史做出新解释，成就了其难以超越的大家地位。后辈学者接受系统的教育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高的起点，又掌握电脑、网络等最新的高效率研究工具，他们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视野方面也更为先进和开阔，呈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而我们这代人受教育无法与两者相比，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代又有相当一部分为政治运动所耗费。我依靠的是勤能补拙，努力争取取得更好成果，促进学术的前进。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我是一学术上的摆渡者。

关于这一点，从我的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上也可以看出。我主张既要加强对前期成果的总结，也要注重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注重前沿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注重基础性课题，关注前人的提议，也注重以后发展的方向。我的一些著作，如《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等书都是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有所前进，既有基础性的知识，也有前沿性的研究，可以当作入门的读物，也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另外，注重个人研究的同时，我更注重团体合作，我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都通过团体合作取得的，学科发展到今天，许多成果非团队合作不能成功。成功的例子很多，如社科院主持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献集成》等，吉林大学主持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诂林》等，都是团体合作的范例。加强个人学术素养和加强合作精神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而团体合作的重要的好处是可以吸收老辈学者的经验，又可以促进后辈的成长，达到既出精品，又出人才的目的，为甲骨学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可以说，我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承上启下的工作。

虽然我也从事过其他历史的研究，但我认为我是一个甲骨学者，而且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甲骨学者，起过一些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前《新京报》采访我时，我曾有过一个自我定位，如果可以视作一个自我评价的话，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一评价：我只是百年甲骨学的一个摆渡人。

徐：谢谢王先生！（出自：《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