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甲骨文入印第一人辨析

南京晓庄学院  陈爱民教授

      20世纪以甲骨文入印，亦为艺林之盛事。这段历史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是曾经的参与者或见证人。这段历史又仿佛离我们很远，许多曾经发生的人和事，已渐行渐远，有的甚至永远地湮没无闻了。由于有形无形的历史尘封，原本清晰的，现在正变得模糊；不成问题的，现在倒成了问题。譬如20世纪究竟是谁率先以甲骨文入印，或者说谁是甲骨文入印第一人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

      21世纪之前的论者，大都以杨仲子或简经纶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

      杨仲子（1885-1962），原名祖锡，字荫浏，亦号粟翁。江苏南京人。杨氏曾留学法国，后转学于瑞士。杨氏精通音乐，亦娴于诗、书、画、印，与其妹夫胡小石关系甚密。胡氏为李瑞清之入室弟子，以治甲骨金文名家。受胡小石影响，杨仲子书法亦重甲骨金文，移之入印，则变化得体，奇妙诡谲，于苍老中含秀润之气，古朴中寓典雅之美。其甲骨文印如“马少尘”（朱文）、“为我”（白文）等，线条瘦劲简质，布局生动巧妙，甚得甲骨文之韵趣。杨氏曾谓：“吾人若仅取法明清，似难脱前人窠臼。抗礼当代名流，拔赵立汉，应求之于殷契周金、秦权汉瓦、陶筒泉镜之间。”可见其志趣所在。徐悲鸿曾称杨氏为“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潘伯鹰亦说：“甲骨晚出，援以入印，直追古初，乃先生所擅也。”

      然据有关史料记载，杨仲子1920年才回国，任教于北京各大学,与乔大壮、陈师曾、姚茫父、寿石工等著名印人相交游。因此大致可以推断，杨仲子以甲骨文入印当在1920年以后。

      简经纶（1888-1950），字琴斋，号琴石。生于越南，祖籍广东番禺。简氏于海外，即笃嗜汉学，亦喜刻印遣兴。及长归国，有印曰“海外归来始读书”。曾任职于上海侨务机构，公余之暇，与沪上书画篆刻名家如易大厂、叶恭绰、吴湖帆、张大千、王秋湄、马公愚、邓散木等，时相往还。1937年，简经纶《甲骨集古诗联上编》（吴湖帆题签，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等作序）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书出两月，即有再版，足见其影响之盛。

      简氏究竟何时始以甲骨文入印，我们可以从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等为《甲骨集古诗联上编》所撰序及简氏自序中略窥大概。四篇序均作于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叶恭绰序中云：“简君琴斋撢思劬学，尤耽书法。穷究历代碑碣、彝鼎、鈢印之属者，亦既有年。近乃笃嗜甲骨文字，凡书之楮、刊之印者，非此不愉。”其中“近乃笃嗜甲骨文字”，表明简氏以甲骨文入书入印的时间当是1936年或之前不久。容庚序中云：“今夏，琴斋避暑莫干山，以甲骨文集诗得十数首，集联得百二十对，刻印得百数十方，将印行之。昔之见一商玺矜为印祖者，今于琴斋化身为十百。而后羡琴斋学古而善变也。浙皖之外，余将以粤派魁琴斋可乎。”容氏序中记述了简氏以甲骨文集诗、集联及入印的具体时间为1936年夏天。商承祚序中云：“吾友简君琴斋，夙通欧西文学，归国后理董国故。比岁攻治甲骨文字，于形声义三者，时时观其会通。今夏避暑莫干山，曾未币月，集诗三十余首，联语百又四十余。其集诗成联，集句成章，对偶用韵，独具匠心，有为侪辈所不逮，是能以考据而兼辞章者也。……尤憙仿效甲骨文字，锲而不舍，得于古者深矣。”商氏所谓“比岁”，意即“近年”。这当然是指靠近1936年的意思。最后再看简氏之自序：“比岁爱读殷商贞卜锲文，喜其刀笔出自天然，风趣特与众异，学既数月，尚昧用笔之步趋。余与商君锡永承祚友善，君固攻甲骨文学有年，曾辑《殷虚文字类编》、《殷虚佚存》行世。会相见白门，对谈竟日，稍明甲骨精蕴。因审尚未有以甲骨文字入印者，每欲一试刀笔，辄患文字捍格，乃搜求各家诗文，择其字句完具者，因而操觚，历半载才得千言，盖为字所限，适于用者十无一二也。”简氏序中亦提到“比岁”。其自序成于1936年6月，商氏之序成于是年“双十节”。“双十节”又称“辛亥革命纪念日”，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之庆典而设。那么，商氏之序自然是成于1936年10月10日。因而商氏序中所谓“比岁”，或许是从简氏之说。而简氏所谓“审尚未有以甲骨文字入印者”，当是受个人视野所限，主观臆测而已。如前所述，徐悲鸿称杨仲子为“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因徐氏与杨氏为同乡挚友，这种推扬亦难免同乡感情的因素。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20世纪30年代当为简氏始以甲骨文入印的年代。

      简经纶以甲骨文入印方面的突出成就，卓立于现代印林。简氏书法于甲骨金文、汉魏碑刻、简牍、章草等无不博涉。其《书法漫谈》云：“字之诀，一曰神韵，一曰气象，一曰布白，一曰意态，一曰起伏徐疾……”简氏喜好以宿羊毫及麻笔，茅龙笔作书，取其古拙峻峭遒劲之趣。简氏甲骨文书法用笔简逸荒率，点画清瘦，形成了冲和平淡、蕴藉含蓄而又古拙自然的风格，与其甲骨文印率意天真、清劲古简、疏宕空灵的风格正可谓珠连璧合。民国时期，简经纶创作的甲骨文印不光数量多，而且艺术个性独特，故能声名远播，倍受关注，成为20世纪甲骨文入印的焦点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简经纶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似乎也并不为过。但如果受简氏序中“审尚未有以甲骨文字入印者”之影响，而认为甲骨文入印始于简氏，则又有违历史的真实。

二

      最近几年，随着20世纪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印人资料的不断被发现，以甲骨文入印孰先孰后问题又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探讨，从而又将甲骨文入印的时限提前了10年左右。

      杨浣石(1891—1957)，名祚职，字述卿，号浣石，江苏泰州人，祖籍江苏句容。早年肄业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年以后，优游艺林，隐居不仕，晚年信仰佛教。

      2004年，戴家毅撰文称杨浣石《冰晖阁印掇》中所收印拓，大都为杨氏三十岁左右所作，即1920年前后。据此，戴氏认为，杨浣石是甲骨文入印的先驱者。2007年，范观澜所著《泰州佛教》亦载：杨浣石年近三十，游京沪，颇为郑孝胥、吴昌硕等前辈所器重。其印初法宋元，以文彭、何震为宗。郑孝胥尝劝告杨氏，不如摆脱凡近，直追秦汉，改刻甲骨、钟鼎，兼治汉印，另辟新境。杨氏从其言，于是博览古文字学典籍，广搜龟版、钱币、汉印、封泥，朝夕揣摩，得其神理。其所治印，古朴渊茂，遒媚兼擅，浑然无迹。一时声名大噪，悬润格于南京荣宝斋，京沪名流，嘱其治印者纷至沓来，且大多以阳文钟鼎、宽边细文、甲骨边款为请，风靡一时。其甲骨文印如“游于艺”（朱文）、“华阳人”（白文）等，皆线条挺拔，布局讲究，虚实相生，清新雅致，别开生面。杨浣石于1918年出版《冰晖阁印掇》，康有为、郑孝胥、吴昌硕、李瑞清等书画界名流纷纷为之题词作序，极力颂扬。由此可知，年近三十的杨浣石是在晚清遗老郑孝胥的劝告下于1918年前后始以甲骨文入印。

      王雪民( 1883—1946 )，初名衡，又名钊，初字燮民，后称雪民，成人之后以字行。天津人。王氏为著名甲骨学家王襄之三弟。少年时与胞兄共案切磋，饱览家藏甲骨、铜器、玺印等大量文物，金石学造诣颇深。王氏篆刻初宗秦汉，师古能化，后喜以甲骨文入印，并以善刻甲骨文边款而名重一时。其所治甲骨文印，线条刚柔相济，布局极尽变化，深具朴茂高古、温润雅静之韵味。   

       2005年，杨鲁安认为：“最早以甲骨文入印者，当属王襄之弟王雪民。王家收藏甲骨甚富，雪民平时耳濡目染，自清宣统末年已开始以甲骨文入印，到1920年前后日益成熟，并以甲骨文刻边款，迄1942年已臻化境。”2007年，朱彦民复据新发现的史料，考证出王雪民始以甲骨文入印为1905年。如《孙秉箴集钊弟印谱序》中云：“安阳所出殷契于玺印之学、契刻之法，均足以师资。弟则心仪手抚，为之不辍，审计时日，阅四十年。”序中另有“今赞弟墓有宿草，余与钊弟，亦白发种种，日进老境。少小乐事，蕴诸怀来，仅低徘自慰而已”之句，亦足以证明王襄写此序言时王雪民尚在世。而从目录上看，王襄所写此印谱序言，收在王襄生前自己编定的《纶阁文稿》之第二册，与《前秦文字流变史话叙》等，同属于“乙酉”年作。以王雪民的生卒年月推算，“乙酉”年正是其去世的前一年，即1945年。而由1945年往前上推40年，即1905年。这就是说，王雪民在甲骨文发现之后的第六个年头，始以甲骨文字的入印。

       不过，朱文依据王襄记述而作的推理，尚缺少王雪民甲骨文印遗迹的有力佐证，而王襄之记述亦难免不夹杂着王氏兄弟之情谊。王雪民以甲骨文入边款，在彼时为人称道。然其遗留的有纪年甲骨文边款，最早的是1924年。如王雪民治“何书云印”仿汉印，边款为甲骨文：“甲子正月十二日王钊方（仿）汉。”1933年王雪民治“萍斋临摹”仿古玺印，其边款亦以甲骨文：“癸酉三月仿铜器亚形文字雪民。”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王雪民、杨浣石、杨仲子和简经纶等以甲骨文入印的时间大致为1905、1918年前后、1920以后、20世纪30年代。而令人遗憾的是，诸位先生存世的甲骨文印大都无确切的纪年边款，或者其它更确凿的证据，因而结论也只能是推测而已。

三

      近年来，在搜集、整理有关20世纪甲骨文书法篆刻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甲骨学大师罗振玉于1911年曾以甲骨文入印。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罗氏知识渊博，而又涉猎广泛，造诣精深。罗氏一生致力“传古”，著述有130余种，刊印书籍达百余种，对近现代诸多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贡献殊多。其甲骨文研究影响甚巨，被学者推为甲骨学界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1921年春，罗振玉《集殷虚文字楹帖》出版，遂使其成为20世纪以甲骨文集联第一人。罗氏推扬甲骨文书法可谓不遗余力，已毋须赘言。但罗氏以甲骨文入印却鲜为人知。

       在罗振玉的用印中，诸如“罗”、“叔言”、“叔言集古”、“贞松”、“文学侍从”等皆为甲骨文印。这些印中既有罗氏自治，亦有他人为其所治的甲骨文印。在罗氏自治甲骨文印中，有一方刻有明确纪年的边款，为我们考察罗氏甲骨文入印的年代提供了佐证。此印为阔边朱文，印文为“罄室”，边款为“罄室。辛亥五月。刖存制。”（图1）印文“罄室”为罗氏之斋号，可知此印为斋馆印。而边款中的“辛亥”，即1911年。“刖存”为罗氏之别号。“刖存”取意卞和献璧，虽遭刖足而仍不悔（见《韩非子•和氏》）。印文中的“罄”字，见于《甲骨文合集》8032、8034（图2、图3）。“室”字，则见于《甲骨文合集》23340（图4）。

图1  罗振玉甲骨文印“罄室”及边款

  图2 《合集》8032                 图3 《合集》8034

                    图4 《合集》23340及局部放大

       对照甲骨文拓片，可以看出，罗振玉之“罄室”甲骨文印，其字形结构取自甲骨文原形而稍作变化，印式则参照古玺扁方形。这如同罗氏以金文、石鼓文或小篆笔法书写甲骨文，皆是以其固有的书法篆刻修养渗透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印线条含蓄蕴藉，古趣盎然，故能达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效果，与那些书法篆刻拙劣者或一味模仿者自有天壤之别。或许是其甲骨文研究影响太大，或许是其甲骨文书名太盛，或许是其所治“罄室”等甲骨文印与其所治古玺风格相近、难于分辨，或许是其晚年追随晚清逊帝溥仪以及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牵连而遭人诟病，遂致使其甲骨文印亦为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可以说，罗氏所治“罄室”甲骨文印是迄今发现20世纪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甲骨文印，也许罗氏以甲骨文入印的时间可能更早，需要新的发现加以证实。而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有纪年的甲骨文印为依据，笔者认为，罗振玉当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

       相较于甲骨文入书而言，20世纪甲骨文入印要早得多。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清代“印外求印”之印学观念，使篆刻家的视野扩大，几乎所有的古文字遗迹皆可入印。这种观念至清末民国初年已经深入人心，甲骨文作为彼时新出土之古文字遗迹，自然会受到印人关注。2.甲骨文的主体为契刻文字，刀法有单刀、复刀等多种，与篆刻有天然的亲和力。3.甲骨文字形微小，与印章以小见大之精神正相吻合，移之入印较之其它古文字更易于印化。4.至20世纪初期，古玺创作已经累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甲骨文入印提供了印式的基础。5.以甲骨文入印不需要太多字数，一字、二字、三字乃至数字皆可成印，这样可以突破彼时可识甲骨文字少的限制。

参考文献：

1.粟子编《杨仲子金石遗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2.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3.简经纶《甲骨集古诗联(上编)》，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937年版。

4.戴家毅《以甲骨文入印的先驱者——记杨浣石先生》，载《印说》2004年第1期。

5.范观澜《泰州佛教》，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6.杨鲁安《略说甲骨文书法》，载《收藏》 2005年07月15日。

7.朱彦民《甲骨文入印的先驱——王雪民先生》，载《印说》2007年第4期。

8.杨鲁安《杨鲁安藏珍馆藏品菁华》，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9.（日）小林斗盦编《中国篆刻丛刊·邓散木 罗振玉卷》，二玄社，1981年-1984年版。

10.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年-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