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应运而生的力作

      ——评陈爱民教授《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

 虞友谦 

对于先秦诸子的产生，《汉书﹒艺文志》说是出于“王官之学”，《淮南子》则谓之源于“救世之弊”。前者讲学术的历史承袭关系，后者则强调了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非唯先秦诸子，一切思想、学术、理论的成果，均不能脱离这两个最基本的动因。我们面前的这一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爱民教授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自然不能例外。

我们先看历史承袭，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百余年间，甲骨文吸引了大批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精英学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取得诸多惊世瞩目的成就。治史者从其中探寻殷商史迹，多有新的发现，增益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治文字学者，则于古文字之形成、发展及字源字义详加考释，其成果是所谓“三千年一泄其秘”，“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由此种学术的植基，自然会向艺术方面延伸，乃形成许多学者竞相摹写契刻甲骨文的风气。百年来，由于时势的因素，虽有波折，而总的趋向则是各种风格、体例竞秀，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终成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

而现实需求的方面，我曾认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一是甲骨文的发现。对前者姑置不论，而后者由于学界精英的努力投入，使中国可考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极大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又由于甲骨文书契艺术的普及，使其走出象牙之塔，不断扩大社会影响，遂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然而这段历史，也有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除了前期外敌入侵，及后来的内战，对学术文化造成一定冲击外，最为严重的伤害乃是“文革”的破坏。基本上阻断了甲骨学术与文化的正常发展。所幸“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形成过三次“国学热”高潮。期间，甲骨学术、文化、书艺亦乘势崛起，相关社团在各地纷纷建立，开展了大量弘扬甲骨文化的活动，诸如各类包括学术与艺术的甲骨文书籍、刊物的出版，小学识字教育，甲骨文进学校，甲骨文进社区，各种甲骨文书法展览，海峡两岸交流互动，直至到联合国大厅展示甲骨文；近年来，出于复兴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习主席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倡甲骨文化，以传承冷门绝学；而最近又欣闻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如此等等，洵为百年来未有之际遇。然而，甲骨文字毕竟沉埋三千余年，从其出土伊始，就带有天然的神秘色彩，故原只有文化精英、学术通人涉猎其间。就书契而论，他们摹写、描画，乃学术之余，作为翰墨文玩、案头清供而已。随大众广泛参与，一方面导致甲骨书艺盛况空前，另一方面，也难免泥沙俱下，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由于文字学基础知识的欠缺，甲骨文书法创作中，错字，别字，乱通假，生造字及凭空想象的书写，时有所见，乱象丛生。现实的发展，置诸多问题于世人之前，它需要说明，需要阐释，需要回溯，需要指导，需要规律的探索，更需要对未来作大视野的展望。

陈教授的大作，对此作出了学术、理论上的回应。就这个意义而言，说其应运而生，是合乎事实的。而认为这是一部力作，乃是我粗读全书后，对该项研究所生的最直观的感受。当前学界，对于学术成果的评析，多着眼于大的方面，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文风强调其意义与价值，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任何著作或学理均需依靠细节来支撑，诸如框架之合理，逻辑之严密，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精审，表达之准确，文辞之优雅……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细节决定了其意义与价值的实现，也最终决定了其高度。本作这一观念，兹略陈鄙见如下：

 一、作者具有治史的胸怀与眼光

    此书标明“甲骨文书法研究”，但并未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也未局限于艺术的、美学的或哲学的问题，完全避免落入“形而上”或“形而下”的窠臼。作者选择了文化史的视角切入，通过跨学科研究，充分展示了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波澜起伏的时空画卷，而回避了诸多不必要的纷扰与纠缠。因为一旦卷入“形上”和“形下”的讨论，问题之复杂，观点之纷纭，必然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我们看其章节设计：背景，还原，发生，形成，延续，转化，基本上是属于史的框架。窃以为，具有治史的胸怀与眼光，而作专题性的研究，则该研究不仅学术性大增，且其成果亦必具更强之可读性。阅此书者，当与我有同感。这是我首先对此书认同、肯定与赞好的一点。

 二、逻辑严密，层次井然

    一部著作，一个学理，要征服人心，引起共鸣，其思想敏锐、立意高远、必不可少。然而严密的逻辑，实为基础。打一不准确的比方，前者似价值目标，后者如程序正义。程序缺失，或不正确，目标终难实现。小时候学几何，感受不深，长大了才惊叹欧几里德之伟大，他通过数学来展现逻辑的力量。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是块短板。所以东方先哲，长于悟性而弱于理性，是所谓国情使然也。现实之中，常见有专家学者，侃侃而谈，感情用事，立言有悖于逻辑而不自知，令人叹息。而陈教授此书，通篇逻辑严密，推理细致，如剥茧抽丝，绵绵不绝。论点、命题之阐述、论证，层次井然，无懈可击。其各章节之间，稳步推进，布武堂堂。具见作者安排之匠心。

 三、资料丰富，搜罗靡遗

这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点。对于文章、论著而言，资料乃是最为基础的东西。譬如盖房子，少了水泥砖瓦，一切都是枉然。而陈教授为此书所作的资料准备，信息量超大，可以说达到惊人的程度。书末所列之参考文献包括作品、图录、论著、论文达数百种。而书中引证资料，远不只此。我感到，他将百年来所有与甲骨文书法有关的人和事均“一网打尽”了。许多知名人士出现在论述中，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其与甲骨文书法的瓜葛，因为未见文献著录，却被此书披露了出来。据书后鸣谢所云，作者于史料准备已二十余年，可见此书资料之充盈，纯为厚积薄发所致。因多年与陈教授的交往，颇知其探寻史料的勤奋与艰辛。当年严又陵迻译《天演论》，尝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浩叹，以见译事之难。而陈氏为蒐集资料，无论寒暑，“上穷碧落下黄泉”，跑遍国内，兼及港台，有时且向国外追寻。每见有价值之史料，不惜重金，必罗致之，所费殆以万计。陈氏这番苦心，终于有成，他手中的资料，必将嘉惠后学，启迪方来。

四、新见迭出，均有充足的理据

俗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对于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由于陈氏的确掌握了十分材料，自然就有了说话的权利。在书中我们看到一些匡正旧说的见解，感到顺理成章，毫不惊讶。原因就在于，他是凭过硬的证据说话的。比如关于甲骨文入印的问题，通常认为王襄之三弟王雪民为最早，专家据可靠资料所作考证，亦可信。而陈氏认为罗振玉为“二十世纪甲骨文入印的开山”。从书中体会陈氏的意思，他并非着意推翻成说，而是从所发现的罗振玉甲骨文印“磬室”的边款中看到明确的纪年为“辛亥”，即1911年。从而审慎地指出其为“迄今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甲骨文印”。因为事实上，尚未发现有确证的更早的甲骨文印的实物。他由此进一步推想“或许罗氏以甲骨文入印时间更早”，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揆度。至于“磬室”印以往未被关注，陈氏认为此印与古玺印风格相近，可能长期遭遇误判了。又如瑞安孙诒让于1904年著《契文举例》，被学界尊为中国研究甲骨文第一人。《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最早印行之著作，毫无疑义。其草创之举，亦居功至伟。而是否界定为研究甲骨文第一人，似应留有余地。书中所引今人王若先生据新发现的罗振玉的手稿《置杖录》所载其1901年研究甲骨文的杂记，证明罗氏应为第一人。实际上，排座次是不必要的，而学术上，努力接近真实才是有意义的。这些均可见陈氏做学问的求真态度。诸如此类商兑文字，不烦赘举，到此为止。

    五、行文平实、畅达而不失风雅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又云：“词，达而已矣”。这是孔老夫子对文章、言辞表达树立的两条标准：既有文采，又要平实。看似矛盾，其实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的意思，即要求平衡也。陈教授此书在行文上做得很到位，作为学术本位的作品，自不宜花梢。通篇平实、晓畅，凡所论述，既不故作高深，也不蜻蜓点水。令人老眼无花，一读即懂。在“达”的方面，十分成功。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虽平实却又不失风雅，这就难能可贵了。书中对于文化掌故、学界逸闻、名流佳话、鱼雁往来，多有道及，既有补于信史，又良多趣味。这几乎在每章每节均有所见，诚为阅读此书时的一个兴奋点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装帧设计朴素大方合乎学术著作的品味，出版部门功不可没。封面题签及书序均出于徐利明教授手笔，亦足见对著者及该书的充分肯定。（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甲骨天地》主编，江苏省甲骨文学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甲骨文艺术网学术顾问）

《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作者简介】   

 陈爱民，笔名唐风，别号天印山人、山阳轩主。2006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美术学（书法篆刻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利明教授。其学位论文《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2011年获南京艺术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迄今出版的唯一一部较大型的全面研究中国甲骨文书法史的学术著作，填补了甲骨学史研究专著的空白。现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省级非遗研究基地总负责人、美术学重点学科负责人、五柳书法协会和方山印社指导教师，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有关书法篆刻比赛的命题和评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字学门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学院甲骨文书法高级研究班导师、国家艺术基金书法创作人才培养项目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员、中国写生会专家级会员、中国甲骨文艺术学会（筹）副会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甲骨文书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美术院南京分院副院长、南京甲骨文学会会长、《甲骨天地》杂志执行主编、南京印社教学部主任、江苏省美术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